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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覺得總有一天會回到老家,但這5000多萬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嗎?

呂途 · 2018-10-11 · 來源: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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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全部。這個全部不僅包括了我們的工作,也包括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進去,但是會蓋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們為什么結婚?為什么生孩子?我們的消費文化、我們的業余生活怎么樣度過?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的生活。

  

  打工者的故事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是打工者的故事。

  2003年我剛博士畢業不久,在國外生活,我接受了一個國際研究項目的邀請,回到北京來做調研。我找到了當時在北京為工友服務的一家公益機構,叫北京工友之家,他們當時在海淀區的肖家河。我找到他們,跟他們的新工人藝術團去建筑工地為工友們演出。

  ▲ 新工人藝術團演出,2006年。

  后來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的皮村,在那里創建了一所同心實驗學校,為流動兒童提供教育,至今這所學校還幸存著,為一萬多名流動兒童提供了教育機會。

  2005年冬天,我到同心實驗學校找機構的負責人之一王德志做訪談,當時他手里拿著噴槍在烤暖氣片,太冷了,暖氣凍住了,如果不及時把里邊的冰塊化開的話,暖氣片就會凍裂,孩子們就會挨凍。

  我拿著紙筆,低頭看著我手里長長的問題單,然后抬頭看著王德志手里拿的噴槍,我覺得特別尷尬,我覺得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書寫出來了,我的論文在國際會議上發表了,我不覺得我的研究對這個群體有什么幫助,我不覺得我可以幫到這些孩子。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呢?

  ▲ 2005年8月,皮村同心實驗學校創辦。圖為同心實驗學校學生,2007年12月。

  機構另外一個負責人跟我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你們這些研究人員來研究我們,就像是拿著照相機來給我們拍照,你們看到的我們只是相框里的這個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們。

  這樣的一段話是我改變的一個節點。我意識到如果我真的想做有用的研究,我需要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我成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員,也住到了皮村。我們機構的同事跟皮村工友的居住條件是一樣的,幾平米的出租屋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空間。屋里邊沒有做飯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個棚。睡覺的地方就是下面墊著磚頭,上面搭一個床板。

  這樣辛苦的條件,這么對付著生活,大家為什么可以忍耐呢?我當時就很疑惑。后來才知道,大家可以這樣堅持、可以這樣忍受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覺得在皮村是暫住,總有一天是要離開的。但是我就產生了一個追問:我們在這里真的是暫住嗎?如果離開,我們會去哪里呢?

  基于剛才那樣一個追問,我就發起了一個調研:打工者居住狀況與未來發展的調查。

  我們當時訪談的是學校的家長,因為家長對我們很信任,這樣的一個結果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那是2009年,那時候家長的平均年齡已經38歲,現在10年過去了,他們48歲了,也就是說他們是打工的第一代。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這個調查的結果是,他們在北京已經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超過4年以上,有為數不少的人已經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在一個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不是暫住。

  ▲ 2009年北京皮村打工者居住穩定性統計。

  我們接著又追問了這樣兩個問題: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辦?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我又接著追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也就是說,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而回老家是被動的選擇。

  ▲ 2009年北京皮村工友訪談:關于未來。

  但是我的追問又來了,當初我們之所以從農村來到城市,就因為農村農業無法維持生計。那么將來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到老家,那個時候老家還回得去嗎?

  這樣的一個追問就促使我繼續進行調研。我做了城鄉對應的調研,就是在城市訪談一組工友,然后回到他們的老家訪談他們的家人。

  這是我訪談的一位工傷工友,他和妻子一起在深圳打工,夫妻都在深圳,但是他們的出租屋里邊只有一張單人床,因為他們一個人上白班,一個人上夜班。

  這是我在廣州番禺拍的一張照片。小小的出租屋,我比較高但是我不胖,然后也就只能這樣勉強走進去,里邊一個臺子可以用來做飯,旁邊就是上廁所的地方。

  看到這樣一個空間,我心里邊特別悲哀,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小小的空間里邊,我們吃飯、睡覺、拉屎、撒尿,完成基本的生理功能。目的只有一個——第二天到工廠里邊成為機器的一部分。

  城市是這樣的,農村又如何呢?這是我在四川鄰水拍的一個照片。

  大家都知道,農業生產很難維持生計。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糧價只漲了三倍,但是房價漲了一千多倍。糧食生產、農業生產很難維持生計,有的時候會賠本,因為現在我們大的自然環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分田單干之后水利設施又得不到維護。前幾天我們工大學員發了一些照片,他媽媽在地頭哭,顆粒無收。

  這樣一個情況,人們還是會在老家蓋這樣一幢房子。為什么呢?因為一個男孩子要想結婚的話,如果你沒有這樣一幢房子,你連相親的資格都沒有。這是我們一個工大學員,他有兩個哥哥,兩個哥哥就湊錢蓋了這幢房子。雖然房子蓋起來了,但是他們現在還都是單身。這就是房子里邊的情況,成了老鼠窩。

  這個漂亮的房子里邊住著一位80多歲的老奶奶和8歲的小孫女。

  打工者中,如果沒有條件把孩子都帶在身邊的話,往往會把兒子帶在身邊,而女兒就成為留守兒童。農村的老人呢?我在貴州遵義訪談的這位老人70歲了,他說我有四個兒子,有一個已經失聯了,有兩個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個在貴州,但是他回家也要三個多小時。

  大家都知道農村小學在消失,醫療所、設備在消失,村莊在消失,說回農村去養老,怎么養老呢?

  所以經過這一年的調研,一年的總結,我的研究發現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這是一個非常不樂觀的狀況。而處于這樣一個狀況中的人數卻是非常龐大的。

  根據我們國家統計局2018年4月份發表的統計報告,2017年農村戶籍進城務工人員數量是2億8千7百多萬,這中間有8600多萬的制造業工人。

  2011年的時候,我在重慶的富士康訪談了一位女工,她不到20歲,上護校職高,生病了,本來想休學,后來就輟學了,輟學了以后到富士康打工。我訪談她的時候她已經在那里工作9個月了。

  她告訴我,她說這個月我一天休息日都沒有,我已經加班了一百多個小時。我就問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她說無論以后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會在富士康,因為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們也有五千四百多萬的建筑工人。也是2011年,我在河南的農村訪談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農村照顧著孩子,種著農田。她告訴我,她說我一年最多見丈夫一面,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木頭人。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有5400多萬的建筑工人的話,那么我們就有5000多萬不能團圓的夫妻和家庭。這中間我們還有2千5百多萬的家政工,他們每天照顧著別人的孩子和老人,但是卻見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富的創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這代價之一就是6877萬留守兒童,稍微幸運一點的跟著父母來到城市,被稱為流動兒童,一共3426萬。那么他們真的稍微幸運一點嗎?

  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就是在我們皮村同心實驗學校,有一天我們一位六年級的老師發現一個學生兩天都沒來上學,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經在那里上班了。

  他說如果他在這里讀完了小學,小學畢業了,沒有北京戶籍,爸爸媽媽一定會把他送回老家去念書。為了不一個人回老家,他就主動選擇輟學。

  我們剛才提到的打工第一代,他們很多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有5000多萬。當時他們有一個假想,就是說我在城市打工,然后有一天我會回到老家,但是這5000多萬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嗎?

  他們沒有回去。就像我剛才說的一樣,過去回不去,如果不去好好建設它,我們為什么會想象今天和以后可以回去呢?所以這些年紀大的工友可能被拒絕進工廠,那么他們就在建筑工地,做拾荒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

  如果說這樣數量龐大的工友付出了青春和血汗的話,還有非常數量龐大的工友,他們付出的卻是生命的代價,這就是工傷和職業病的受害者。

  再給大家講一個故事,也發生在皮村。因為我們現在是網絡培訓,所以工友可以在網上跟我們一起學習。這位工大的學員是一位木工,那天我們網絡周會開始了,該他發言了,他就跟我說,他說老師,我今天沒辦法講學習的內容,因為今天我的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斷了。當時我們就趕快去找那截斷指,但是他的手指已經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鋸末混在一起,連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跡。他只有20歲,他不會拿到工傷賠償,因為在我們皮村幾乎沒有工友是有勞動合同的,更沒有工傷保險。

  其實在我們接近三億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傷保險,很多人受了工傷以后需要走非常漫長的法律程序去爭取工傷賠償,有的時候要一年甚至更久。最終如果你真的很幸運,成功了,我認識的一個工友,他的一根斷指賠償了兩萬塊錢。

  前面的講者也提到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2012年我去羅馬尼亞探訪那里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爸爸媽媽不像我們是從農村到城市,在羅馬尼亞,城市也難有就業的機會,所以他們會去歐洲的其他地方打工,比如去意大利。

  跟中國的爸爸媽媽一樣的是,他們也會把自己一輩子掙來的錢,甚至預支自己的收入去在農村老家蓋一幢空空的大房子,期望著有一天可以回去。

  ▲ 羅馬尼亞農村。

  我們今天能夠忍受,把希望寄托在一個臆想上面、假想上面,那我們既不會擁有現在,更不會擁有未來。

  ▲ 羅馬尼亞的留守兒童,2012年10月。

  但是這就是一個現狀,這是什么導致的呢?我覺得這就是資本的邏輯,我們被它深深地套住了。

  我看過一本書叫《勞工的力量》,講述了1870年到1990年這一百二十年間資本如何在世界游走。1910年,汽車產業資本在美國制造了最大規模的汽車產業和汽車產業的工人,工人的數量增加了,工人的力量強大了,工會建立起來了,工人的工資就提高了,資本就逃走了。

  他們逃到了西歐,同樣的故事在西歐展開了,然后資本又逃走了,逃到了南非、逃到了南韓,在1990年代來到了中國,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

  但是資本的邏輯只有一個,就是牟利,它不是為了這個社會健康地發展,當它剝奪了社會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之后,它會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廢墟。這就是美國的底特律。

  在中國也在發生這樣的狀況,當然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可能我們的資本轉移不是一下子逃到國外去,而是從沿海逃到內陸。我們現在在廣州、在深圳、在天津,都可以看到資本撤資撤廠之后留下的空空的廠房和樓房。

  這樣的一個現狀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大的視野、宏觀的視角,但是落實到現實中,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只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做這個研究也是這樣一個目的,我可以和工友一起去看清楚現實,然后才去思考有沒有可能改變。

  最后我的書終于面世了,但是我的預期并沒有實現,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工友沒有時間、也沒有習慣去讀書。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聽到他們的反饋,所以我就把書送給他們。

  這就是2012年的時候在蘇州工友家園我們一起開讀書會,當時現場有20多個工友,他們的反饋給了我特別大的沖擊。20多個人,我數了,16個人是這樣一種反饋:這個社會挺公平的呀。

  啊?是嗎?然后他們說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樣的一種反饋,這樣的一種沖擊促使我繼續做研究。

  ▲ 蘇州工友家園讀書會,2012年。

  我在想,為什么我們都被管得服服帖帖,那么服從呢?工廠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呢?我覺得這是資本文化和工廠文化共同作用,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況。那工廠到底是什么樣子呢?我就要研究工廠文化的這個問題。

  開始我想著還像第一本書那樣,跟工友做訪談,因為我有很多工友朋友,我就說咱們一周見一次面,做好記錄,你到時候告訴我工廠里是什么樣子。到了周末,我們就見面。

  但我不知道該提什么問題,因為我沒有在廠子里面待過,他也不知道我在問什么,覺得我很莫名其妙。說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我說我就想知道你們工廠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他說發生了什么,就是那個樣子唄。這也讓我明白了,文化是不能通過訪談去研究出來的,文化只有通過體驗。所以我就進廠做了女工。

  ▲ 蘇州某工廠流水線,2012年5月。

  因為不敢用手機,這張照片拍得很模糊。這是2012年5月份,我在蘇州一家臺資廠的流水線上,車間里四條流水線,這是我工作的那個流水線。

  我們線上大概有13個工友,前面隱隱地可以看到的那個藍色的,是第一個工位,他的工位是印刷。四條流水線的第一個工位都是非常年輕的男工。他的工作臺上會擺著幾個氣味非常刺鼻的瓶子,我們都知道那個瓶子的藥水是非常有害的。

  這是我上游的工位,她是一位中年婦女。四條產線的這個工位也一定都是一位中年婦女,因為她的臺子上也會擺著一瓶刺鼻的藥水,她會蘸著那個藥水去擦電腦前框上的油漬。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這樣的一些藥水會導致不孕不育。如果是非常年輕的男性和已經生過孩子的女工,受到這樣的傷害反正也看不出來。所以在我看來,我們每天發生了那么多的工傷和職業病,其實都是一種故意傷害。

  這個是我的工位,我的工位就是貼標簽。我是上夜班,12個小時。不允許坐著,也不給你凳子,休息的時候也沒有凳子。我數了一下,這8個小時里我貼了2620個標簽,平均11秒貼一個。

  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都要排得整整齊齊的,被車間主任訓斥,沒有說話的權利,也沒有提問的權利。所有的這些工位都太簡單了,只要你四肢健全都可以去做,所以我們毫無價值,隨時可以被替代,隨便可以被訓斥。所有這一切都是要告訴你,你什么都不是。

  當這樣長期地被貶低之后,其實最后我們自己也會貶低自己,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剛才我說到了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們生活的全部。這個全部不僅包括了我們的工作,也包括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進去,但是會蓋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們為什么結婚?為什么生孩子?我們的消費文化、我們的業余生活怎么樣度過?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的生活。

  我在打工的時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我那個車間是沒有休息日的,但是為了知道周末的時候女工是怎么度過的,那個周日我就沒有去上班。

  我發現我下鋪的那個女工平時不到六點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點她還是起來了。我說你不是今天休息嗎?她說休息了反正也沒事干,也沒有地方可以去,還不如去上,也就沒那么無聊了。

  我對面上鋪的那個女孩子周六一個晚上都沒有回來,我就問旁邊的人,我說她干嗎去了,她們就告訴我她去跳炫舞,我說這挺好的,還能鍛煉身體。她們說不是,說那叫QQ炫舞,是電腦上的一種游戲。在宿舍里的兩個女工就在看韓劇。

  看了這樣一個女工宿舍的場景,我覺得大家也會覺得很無力。如果我們想改變這樣一種狀況,怎么可能改變呢?我覺得每個人身上其實都有很多的能量,但是當我們沒有方向的時候就會很無力。

  我在蘇州訪談了一位男工,他跟我說:我小學蹲級了兩次,念了八年,都沒學會怎么用拼音,后來外出打工,我為了玩游戲,需要打拼音,我一周就學會了。

  后來他說,他發現在外邊打工工資都特別低,但是有一個工種的工資稍高,就是模具師傅,但是你要想會做模具的話需要繪圖。他說我初中幾何根本就沒及格過,但是為了能夠找一份工資稍高的工作,他就把幾何書拿出來自學,學完了他就會繪圖了。我訪談他的時候他已經是模具師傅了。

  所以說,一個人的改變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為什么要做。我覺得工友思想文化的改變一定也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這個女工的名字叫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偏遠的一個農村,她出生后不久爸爸媽媽就去廣州打工了。三年以后她的弟弟出生了,爸爸媽媽把弟弟帶到了廣州成為流動兒童,她繼續做留守兒童。

  后來上初中的時候她就住校了,初三的時候爸爸媽媽把她接到廣州去團聚,春節過后她該回去念書了。爸爸媽媽給她買好了火車票,交好了學費,但是她就在床上兩天也不起床,也不吃飯,也不說話。佳俊就這樣輟學了,那年她15歲。

  一個15歲的女孩子怎么辦呢?她弄了一個假身份證,搞大了幾歲,然后就進廠了。她進了一家制衣廠,工作特別辛苦,每天加班到12點,五一、十一沒有一天休息。十五六歲的一個女孩子半年就干不下去了,她就辭職了。

  那時候是2002年、2003年左右,一辭職不得了,她找不到工作了。半年以后終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廠找到了工作,她就老老實實地上班,這家制衣廠工作更加地辛苦,有的時候要加班到后半夜兩點多。

  這樣堅持了兩年多以后,佳俊實在受不了了,還是辭職了。但這一次學乖了,她在辭職之前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皮具廠。這家廠是一家講勞動法的廠子,加班不會超過晚上9點,還有雙休日,而且工資也不比原來的低。佳俊就特別開心,覺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樣。

  但是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佳俊就在想,難道我這一輩子就是要這樣兩點一線地度過嗎?這樣的生活有什么意義呢?而且讓佳俊同樣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甚至有雙休日,突然有了這大把的休息時間,但是佳俊不知道用這個時間來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她在街上閑逛,一抬頭看到了一個招牌——公益圖書室。她就走了進去。原來這是一家為大家提供免費圖書借閱的一家公益機構,也會組織各種各樣的文娛活動。

  佳俊開始的時候不以為然,后來有一次母親節的活動佳俊特別感動,從此她就成為了這家機構的骨干志愿者。一年以后,她就成為了這家機構的工作人員。2012年的時候,佳俊創辦了一家女工社區活動中心,2015年的時候,佳俊創辦了一家為流動兒童提供服務的社區活動中心。

  我把佳俊的故事收錄到這本書里——《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這本書一共收錄了34個女工的故事。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什么呢?她們因為跟我一般關系都比較好,我訪談她們,她們會接受我的訪談,但她們總是會問我: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講的?寫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義呢?有誰會愿意去看呢?我自己都不想去看。

  其實不是的。我覺得如果我們想找到出路的話,首先要認清現實,還要認清自己,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要回顧歷史。所以這34個女工的故事,年紀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的,她當年是國企工人,年紀最輕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其實都折射了社會歷史。這些女工她們整個的生命歷史,其實也就跨越了我們新中國近70年的國史。

  最后再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就是珠珠的故事。她1988年出生在廣東潮汕地區。如果你出生在那個地方,你又恰巧是一個女孩子,你又恰巧是家里的老大,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就會輟學,珠珠就是這樣。她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輟學以后照顧弟妹,14歲就開始打工了。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后來有一天她在地上撿到了一張宣傳單,上面是一家公益機構組織的活動。珠珠比較大膽,就去了這家機構。人家告訴她,說北京也有一家機構,那里還可以提供免費的培訓,于是珠珠就成為我們工人大學的二期學員,畢業之后在同心實驗學校工作。她在我們學校工作了三年,珠珠說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這么久,原來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一個人一旦經歷過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點點希望和光明的話,他一定會向著陽光去生長。我覺得佳俊和珠珠的故事就是這樣。

  珠珠在我們學校工作了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節回老家了,這是因為春節之前,她爺爺選擇了自行了斷自己的生命,因為從小是爺爺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說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機會。

  還有就是珠珠希望把在北京學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帶回家鄉,她希望家鄉的女孩子不會像她一樣早早地輟學。就這樣,珠珠回到家鄉創辦了一家小小的圖書室。現在四年多過去了,一家小小的圖書室擴展成三家小小的圖書室。后來她還創辦了女子夜校。

  佳俊在城市,珠珠在鄉村,她們一個為城市的流動兒童、打工媽媽和女工們服務,一個在農村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農民服務。我特別希望我們的工友千萬不要妄自菲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貢獻出我們可能看著是很微小的力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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