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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

賈根良 · 2018-09-26 · 來源:《經濟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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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告訴我們,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在落后國家通過保護主義而爆發的,而現在對于工業已經領先的美國來說,保護主義仍是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礎。這難道不令奉自由貿易為真理的中國知識界反思嗎?在我看來,中國知識界對保護主義深惡痛絕,只不過是被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罷了。

  【筆者按:這是《經濟導刊》2014年第10期發表的我一篇文章的題目,其摘要為:自由貿易理論在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占有主流話語權、甚至“價值觀”的地位。但在西方經濟發展史上,李斯特的“生產力論”所占有的地位也不可低估。兩種理論實際上是為不同的發展戰略服務的。當今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卻針對后者實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所以,在國際經濟領域,也不能陷入對自由貿易的迷信。

  熊彼特曾指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世界經濟史表明,歷史上所有的大國都是通過保護民族工業和保護國內市場而崛起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企圖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經濟崛起是與這種歷史規律背道而馳的,這有可能成功嗎?歷史上尚無先例,在理論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筆者在2010年就發表長篇論文,闡述了筆者有關中國保護民族經濟的經濟理論,提出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并明確指出這是應對美國等國家對中國實行保護主義的惟一正確途徑。2014年,筆者在博客中呼吁“國家保護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對于我國目前應對中美經濟戰,筆者提出的仍是這種針鋒相對的戰略,曾發表博文《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為了大家能夠進一步理解筆者的這種戰略,重新貼出《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的底稿《國家保護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

  【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

  ——鄭觀應《盛世危言》】

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

“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落后國家崛起的必由之路

  許多人甚至包括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英國是在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理論指導下崛起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的。這種看法完全是顛倒黑白的,稍有經濟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英國至少從1721年開始,不僅對工業而且對農業都實施著全面的高關稅保護,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卻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實施自由貿易;只有在其工業革命于1830年完成后,英國才在1846年通過廢除《谷物法》開始了自由貿易的進程。英國推銷自由貿易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其民族國家利益,目標不可謂不宏大:把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變成其“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的殖民地。

  但是,美國和德國卻看破了英國的伎倆,在對英國工業品實行關稅保護的同時,他們也照葫蘆畫瓢,同樣要求比其落后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這兩個國家因此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而英國卻因對其自身所宣傳的自由貿易信條的迷信,全面實施自由貿易,1900年在工業實力上全面被美國和德國所超越。在這時,那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制度或者受英國宣傳所欺騙的國家都淪為了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日本雖然和滿清一樣關稅不自主,但在美國和德國戰略的啟迪下,一方面對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進行了強有力的抵抗,另一方面則致力于把東亞特別是中國變成其殖民地,從而成為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從這些歷史經驗來看,“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落后國家崛起為發達國家的一個基本歷史規律。

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貿易保護或保護主義看做是民族主義而加以詆毀,卻把自由貿易看做是反對民族主義的靈丹妙藥,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是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欺騙性宣傳的結果。16世紀西歐民族國家的競爭是資本主義興起的推動力,正如美國學者格林菲爾德指出的,經濟民族主義而非韋伯的新教倫理才是資本主義興起的真正動因,只不過在那時,經濟民族主義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而已。英國在與其它國家的長期競爭中,摸索出了“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制成品”的國家致富原則,但由于印度棉紡織品在18世紀是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國際貿易大宗商品,英國競爭不過印度,才不得不實行保護主義以培育和提升其紡織業的競爭力,第一次工業革命就是在這種貿易保護之下爆發的。

  當英國在取得工業領先地位后,才把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打扮成具有普世價值的經濟理論,但正如19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指出的,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代表的只不過是英國的利益而已,有學者甚至指責英國推行的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所以,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站在領先國家立場上的經濟民族主義。

  目前的發達國家吸取了英國因為實行沒有限制的自由貿易而導致國家衰落的教訓,在政策制定上采取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例如,美國雖然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工業保護關稅在1820年至“二戰”爆發時一直高達40-50%,如果在這種意義上說,目前的美國不是保護主義國家,但是,在選擇性地實施保護主義意義上,目前的美國在貿易、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無疑是一個保護主義相當高的國家。

  由此看來,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只不過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而已,在何時何地選擇那種手段,國家利益是其決策的基本原則。對發達國家來說,當某種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受到其他國家威脅時,他們就會不遺余力地采取保護手段;但當其他國家無法與其競爭時,為了打開別國市場并獲取壟斷地位,祭起自由貿易的大旗就成為其必然選擇。

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內涵已發生巨大變化

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貿易”的誤區

  “貿易保護”這個術語完全是19世紀“關稅保護”的產物,在那時,國家間經濟關系基本上是商品貿易關系,英國為了摧毀美國的工業力量,因此主張自由貿易,而美國卻因經濟發展階段落后于英國,所以實施貿易(關稅)保護,這種因時因地而制宜的政策在“各為其主”的角度上無疑都是正確的。但與關稅保護作為推動英國、美國和德國等國家崛起的核心手段不同,自20世紀初至今,對于處于落后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投資保護的重要性超過了關稅保護,而自國際貨幣制度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崩潰以來,金融保護則則成為最重要的了。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日益重要,外國直接投資(FDI)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對經濟落后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手段。在外國直接投資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會更加輕而易舉地摧垮發展中國家的高端產業,這是因為,即使是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國勞動力進行生產并與發展中國家低勞動力成本的產品進行競爭,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其產品的競爭力;但在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可以直接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與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展開短兵相接的直接競爭,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僅有的一點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其絕大部分高端產業在沒有走出國門之前在本土上就被發達國家直接剿滅了,所以只能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被永遠地固化在價值鏈低端“擔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當代世界中,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金融保護還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資本項目開放)成為國家利益斗爭的制高點,這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密切相關。以美元為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變成了沒有黃金和任何實物支撐的不兌現貨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增印美元的“量化寬松”在本國沒有產生通貨膨脹,卻把通貨膨脹輸出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更嚴重的是,從理論上說,通過熱線流入和直接投資的途徑,美國只要印刷美元紙片在一國換成該國貨幣,就可以買下該國的全部資源、商品和企業,與過去通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奪落后國家經濟相比,這種辦法是何止“事半功倍”!這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什么極力誘騙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而那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發展中國家無疑則把大量財富輸送給了發達國家。

中國需要經濟民族主義的啟蒙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明白,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不同手段,它與自由民主無關,把自由貿易與自由民主聯系在一起是完全錯誤的。正如凱恩斯在1933年指出的,“思想、知識、科學、好客和旅行,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應該是國際的。但是,商品應該盡可能在國內生產,最重要的是,金融應該是國家的。……更大程度的國家自給自足和國家間的經濟分隔要比其它方式能夠更好地促進和平事業”,就其本質而言,保護主義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貿易則更多的是進攻性的,它往往與強迫和暴力聯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英國通過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實行自由貿易,談何自由民主?又哪有一點普世價值的影子?

  貿易保護與閉關鎖國也毫無關系。一直以來,流行的思維之所以擁護自由貿易而對保護主義深惡痛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不加深思地把保護民族產業或保護國內市場等同于清朝的閉關鎖國。這種觀點同樣是站不住腳的,目前的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都是通過貿易保護而崛起的,難道他們也是閉關鎖國嗎?這些國家的高關稅保護之所以不會導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現代工業和科技力量推動的巨大作用;其二,采取“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它不僅沒有禁絕國際貿易,反而對別國是進攻性的。“不對稱全球化”戰略,這是筆者從歷史中總結出來并推薦給我國的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

  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它只與關乎國家利益的國際分工戰略和政策有關,與種族、文化和所謂民族主義的情感宣泄無關。例如,它與2012年抵制日貨、燒砸日系汽車以及人身傷害等所謂民族主義思潮無關,因為在近代史上也多次發生這種事情,但都改變不了日本通過自由貿易對中國經濟的控制,而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則只能是通過保護主義發展起來的高端產品去占領日本市場并控制其經濟,而不是被日本所控制。從文化角度強調民族主義也不會使中國崛起,尤其是近代史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經濟史告訴我們,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在落后國家通過保護主義而爆發的,而現在對于工業已經領先的美國來說,保護主義仍是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礎。這難道不令奉自由貿易為真理的中國知識界反思嗎?在我看來,中國知識界對保護主義深惡痛絕,只不過是被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腦的結果罷了。對于在經濟發展階段上處于落后地位的中國來說,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和金融自由化顯然是非常有害的。對于當代中國知識界來說,經濟民族主義的啟蒙已刻不容緩。

附言:

  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在歷史上曾差點被洋教條所葬送,它不僅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且差點導致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由于黨內大多數人的反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才沒有在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中給中國共產黨造成更大傷害。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正在受到新自由主義這種新“洋教條主義”的巨大危害,而令美國政治家和經濟戰略家最為恐懼的則是中國在新自由主義之外找到替代性的發展模式,這種替代性的模式在歷史上曾長期存在。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幾乎支配中國思想界的情況下,實行這種替代性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中國最迫切的任務則是從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中解放出來,而經濟民族主義的啟蒙則是基本的工作。我國應該從中國實際出發,在新的發展戰略和新的發展模式上不斷凝聚共識。筆者所謂“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和新工業革命的五大經濟綱領”就是這種初步的嘗試。(寫于2014年2月10日,為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而作)

  在過去幾年,相關部門一方面動員我們學者寫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實際經濟部門卻在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我黨迫切需要恢復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毛澤東思想,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更多的是應該反思改革開放的失誤,重走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保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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