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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資本論》與馬克思的宏觀經濟學

屈炳祥 · 2018-10-17 ·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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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把《資本論》看作是關于宏觀經濟運行的控制理論。它不僅說明了宏觀經濟控制與管理的客觀必然性,而且還擬定了宏觀經濟管理與管理目標體系與方法。所有這些,無疑使《資本論》中的宏觀經濟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些思想,許多是馬克思從分析商品、貨幣、價值規律,以及銀行、信用等原理的過程中得出的,有一些是從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預見時提出的。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大全,其內容豐富、廣博,令人嘆為觀止。在微觀上,它科學地揭示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資本從雇傭工人那里獲得剩余價值或利潤,達到個人暴富的目的;在宏觀上,它又透徹地說明了社會資本的運行及其內在矛盾,從另一個方面揭示了有關宏觀經濟管理的一些基本原理與方法;從而它對創立科學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作出了偉大貢獻。在這里,我們只論述馬克思《資本論》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

一、《資本論》開創了真正科學的宏觀經濟學

 

  一般認為,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出版,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標志。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比起它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是略勝一籌的。但是,它完全抹煞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對立的階級關系,只是抓住了一些表面現象和次要因素。它雖然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總就業量、總消費量、總投資量、貨幣供應量等總量問題,但絲毫沒有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實質,用所謂“三大心理規律”——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解釋有效需求不足,沒有找到經濟危機和失業的真正根源,在政策上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提不出根治的方法。

  馬克思的《資本論》則早在凱恩斯“通論”發表的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已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完全解決了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生理學的任務,徹底研究和闡明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必然滅亡的客觀趨勢。

  《資本論》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整個社會中經濟活動的總圖景,第3卷則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探求和說明當作整體來看的資本運動過程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1]29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理論,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也是研究資本主義整個社會的總圖景的,列寧自己就指出:“本書的主要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根據不容爭辯的資產階級綜合統計資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自白,來說明20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國際相互關系上的總的情形。”[2]131

  我們知道,重農學派的魁奈首先提出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問題,但由于他認為農業是增殖財富的唯一領域,未能解決這個問題;亞當·斯密由于錯誤地斷定全部社會產品的價值由各種收入構成,并最后分解為各種收入,因而也未能推進再生產的分析;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于尊奉“斯密教條”,均沒有對再生產問題作出科學的分析。只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經濟科學史上第一次科學地分析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解決了國民收入問題。

  又如,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學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問題,它把整個資本家階級作為整體剝削整個工人階級來分析,闡明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寫道:“所以,在這里,我們有了一個有數學正確性的證據,證明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上,雖然彼此以假兄弟相待,但在對待工人階級全體時,他們還是會形成一個真正的神密共濟團體。”[1]221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資本論》考察了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并且不僅僅是經濟作用。列寧寫道:“這一著作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為活生生的東西向讀者表明出來,將它的生活習慣,將它的生產關系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具體社會表現,將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筑,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將資產階級的家庭關系都和盤托出。”[3]121

  關于《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管理問題,我們在下面還要進一步論述,但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說“《資本論》開創了真正科學的宏觀經濟學”,它是當之無愧的,相比之下,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的著作包括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都是相形見絀的。

二、《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管理客觀必然性的論述

 

  社會勞動按比例分配以及社會經濟各部門按比例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亞當·斯密的話說,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來指揮完成的。這只“看不見的手”,在斯密那里是指價值規律。根據馬克思的科學分析,這只“看不見的手”除了價值規律外,還應該包括平均利潤規律在內,因為平均利潤規律不只是利潤分配規律,更重要的應該是資本以及由此決定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等在社會經濟各部門協調分配的一種要素分配規律。但實踐證明,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萬能。它在調節社會勞動按比例分配時,往往不可避免地會伴隨著巨大的經濟震動與破壞。

  馬克思所以強調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與管理,是他科學分析商品經濟社會基本矛盾得出的必然結論。馬克思認為,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社會的基本矛盾,由于這一矛盾的存在和作用,使它與經濟過程的按比例發展相沖突。在商品生產的初級階段,由于這一矛盾的存在使商品的生產與其價值實現總是處于一種經常的對立之中。當貨幣產生以后,商品買賣的行為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了分離,變成了相互獨立的過程,即W—G和G—W這樣兩個過程。這時,商品生產與其價值實現的矛盾得到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當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產生以后,債務鏈的形成與發展,使商品經濟的這一矛盾更加復雜化。當簡單商品經濟發展為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時,尤其是這種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時,商品經濟的這種矛盾又會得到異常的發展。這時,在企業內部,資本循環和周轉的各個部分和各個階段,可能相互脫節,生產經營活動受到阻滯和中斷;在整個社會的再生產和流通中,社會生產各個部門的內部比例關系也可能被打破。一旦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時,普遍的經濟危機就會發生。所以,商品經濟內在矛盾的存在,說明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光憑著一只“看不見的手”是絕對不夠的。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曾不止一次地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缺陷之一就在于它對社會的經濟過程缺乏有意識的調節。

  后來,由于生產過程的進一步社會化,使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銳化時,資產階級不得不求助于它的正式代表國家直接出面“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4]274另一方面,馬克思同時又發現,由于股份公司以及由此而發展起來的壟斷,使市場機制遭到破壞,經濟生活本身因而“要求國家的干涉”。[1]496此時的國家,除了原有的政治與社會的職能外,又增添了一種新的職能,即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節與管理。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也曾作過科學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他們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因而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與合理性;同時另一方面又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宏觀經濟職能的產生,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內部允許的限度所作的自我調整,而決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否定。但是不管怎么說,它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馬克思在論及國家宏觀管理的必然性時,還特別批評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伊及其著名的薩伊定律。薩伊認為,任何社會供給都會給自己創造需求,從而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總會是相等的。因而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對此,馬克思批評道:“在這里,經濟學辯護士的方法有兩個特征: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間接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5]133(注73)在馬克思看來,只要不是直接的產品交換或簡單商品流通,只要不否認商品經濟社會的內在矛盾,其國家干預和宏觀管理就不可避免,并且還會顯得格外重要。這就是馬克思所得出的結論。

三、《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管理目標體系的論述

 

  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其基本任務就是要通過各種有意識的活動來實現經濟過程的和諧與平衡,避免大的擺動和震蕩,達到社會勞動時間的節約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目的。宏觀經濟干預和管理,是一項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作多方面的工作,使之形成合力。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作了全面系統地分析與研究,建立了一個科學的目標體系。

  第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

  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馬克思關于宏觀經濟調節與管理的根本之點。由于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分散在社會無數個點上的,加上人們各自利益的不一致和科學技術手段的不完善,難于建立起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聯系與均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依靠市場才能實現這種聯系。然而,當市場把供給與需求聯系起來的時候,又加深了其中的矛盾,一是由于競爭使社會經濟生活導致無政府狀態,二是由于發達的商品與信用的作用,把供給與需求的空間距離拉得更遠,造成虛假繁榮,給供給與需求以種種誤導。這就更容易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損失。所以,必須通過國家的干預和宏觀管理使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趨于平衡。

  要搞好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必須首先把握好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內在聯系。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供給與需求之間,有一個內在比例關系,這就是,一定的社會需求在供給方面必須有不同生產部門的一定量的社會生產相適應。[1]210什么是供給方面必須有不同生產部門的一定量的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相適應呢?馬克思說:這個再生產首先表現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出現在市場上。其次是這個商品量還有一定的市場價值,這個市場價值可以表現為單位商品的或單位商品量的市場價值的倍數。[1]208這種供求雙方在使用價值量和市場價值量上的一致性,就是供求平衡。

  《資本論》還認為,供求平衡除了供求雙方在使用價值與價值量上的一致性外,還包括以下的含義,即它必須是有支付能力保障的平衡。它指出:“既然社會要滿足需要,并為此目的而生產某種物品,這就必須為這些物品進行支付。事實上,因為商品生產是以社會分工為前提的,所以社會購買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用來生產這些物品,也就是說,用該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來購買這些物品。”[1]208實踐表明,沒有支付能力保障的供求平衡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只能是供求平衡的破壞。馬克思還認為,有支付能力保障的供求平衡,說到底是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表現,并且是由它們決定的。[1]208-209因此,要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必須十分重視社會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的調整與變革。

  在宏觀經濟管理中,所以要強調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在馬克思看來,首先是因為它是社會產品的價值生產與其價值實現相一致的內在客觀要求。辯證地看,供求平衡是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的基本前提,否則,價值就不能按其內在的本質要求予以實現。另一方面,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的平衡又是供求平衡的本質要求,否則供求平衡就不存在。馬克思指出:“盡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種商品都只包含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并且從這方面來看,所有這些商品的市場價值也只代表必要勞動,但是,如果某種商品的產量超過了當時社會的需要,社會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就浪費掉了,這時,這個商品量在市場上代表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小得多。……因此,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場價值出售,其中一部分根本賣不出去。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的數量,同要由這種產品來滿足的特殊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小,結果就會相反。”[1]209其次,供求平衡還是整個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的必要條件。社會再生產作為一個總過程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這里可以說,生產即供給,消費即需求,流通和分配只是供求之間的一個中介而已。正因為這樣,可以得出結論,供求平衡就是社會生產總過程正常進行的表現,也是它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和消費、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引起了經濟的全面危機與震蕩。危機過后,生產和消費、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關系得到強制性恢復,此時,經濟活動又開始復蘇、乃至進入高漲。這正說明了供求平衡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重要性。

  第二,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平衡。

  馬克思認為,社會勞動按比例分配,社會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重要之點就是必須做到社會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為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作了分析和研究,創立了社會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理論。在那里,他把成千上萬的社會生產部門按其產品的最終用途劃分為兩大部類,即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生活資料生產部類。馬克思把它們分別稱為第Ⅰ部類與第Ⅱ部類,認為社會生產的這兩大部類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相互依存的矛盾統一體。這二者之間,其中第Ⅰ部類是社會所有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集合,它向社會所有部門提供生產資料,不僅為本部類內各部門提供生產資料,而且還要為包括第Ⅱ部類在內的所有部門提供生產資料;而第Ⅱ部類是社會所有生活資料生產部門的集合,它向社會所有部門提供生活資料,不僅為本部類內的各部門提供生活資料,而且還要為包括第Ⅰ部類在內的所有部門提供生活資料。這就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關系的質的規定。

  在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相互關系中除了其質的規定之外,還有一種量的規定。第Ⅰ部類向第Ⅱ部類提供多少生產資料算是恰到好處?兩大部類及整個社會經濟又怎能達到協調發展?對此,馬克思作了詳盡的研究與說明。

  為了說明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平衡,馬克思運用了必要的數學模型,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在社會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的平衡關系是:Ⅰ(v+m)=Ⅱc,即第Ⅰ部類的可變資本與剩余價值之和等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不僅在價值上如此,而且在使用價值上必須相互適應。如果兩大部類之間,在價值上不等或使用價值上不相適應,那么社會的簡單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

  馬克思認為,簡單再生產只不過是一種抽象和假定,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是擴大再生產。因此,他在研究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著重研究了社會擴大再生產。他認為,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的關系應當是:Ⅰ(v+△v+m/x)=Ⅱ(c+△c)。意思是說,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第Ⅰ部類的可變資本加上追加的可變資本及資本家用于個人消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之和必須與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和追加的不變資本的價值之和相等,同時在使用價值上必須相互適應。必須如此,否則,社會擴大再生產就沒有辦法正常進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分析和研究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平衡關系,而且還分析和研究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平衡關系。馬克思通過這種分析和研究之后指出,社會生產只有當兩大部類及其內部各部門相互平衡、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才能有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與平衡。所以,經濟過程的宏觀管理,不得不把這種平衡關系作為一項重點任務和重要目標。

  第三,商品流通和貨幣供應量的平衡。

  商品和貨幣是市場運行的兩個基本要素。這兩個要素之間也是一種對立統一關系。首先是由于商品流通引起了貨幣流通,并使之為商品流通服務,反過來,商品流通又不能離開貨幣流通,并借貨幣流通來完成自己的運動。在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中,它們雖相互依存,但又各有其特點。其中,同一商品在整個市場運動中,只有兩次行為,即W—G和G—W。在這種運動中,商品的使用價值一旦被讓渡,價值得以實現,那么,它就立即退出流通,進入消費。而貨幣流通則不然,當貨幣進入流通,它不斷地在商品買賣之間進行運動,只要商品運動不停止,它的運動也就不停止,呈現出一種永無休止的連續運動。因此,一定量的貨幣就可為無數的商品運動來服務。那么,這二者之間有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量或比例關系呢?對此,馬克思作了詳細的分析與研究,他指出:“直接的流通形式總是使商品和貨幣作為物體彼此對立著,商品在賣的一極,貨幣在買的一極。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過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的價格總額決定了。”還說:“事實上,貨幣不過是把已經在商品價值總額中觀念地表現出來。因此這兩個數額相等是不言而喻的。”[5]136-137這里,如果再把貨幣自身的流通速度考慮進去,那么,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就等于商品價格總額與貨幣流通速度之比。用公式表示,即:

論《資本論》與馬克思的宏觀經濟學

  上述公式是馬克思在考察“貨幣的流通”時得出的結論。但是,如果把貨幣的五大職能都考慮進來,那么流通中所需貨幣量的計算將會出現相應的變化。馬克思指出:“研究單純貨幣流通時所提出的流通中的貨幣量法則,由于支付手段的流通,就根本改變了。不論貨幣是當作流通手段或當作支付手段,已知貨幣流通速度,則一定時期內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決定于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加]同一時期中到期支付總額,減通過抵償而彼此相銷的支付。”[6]100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有關的著作中還研究了紙幣的流通規律。他指出:當紙幣進入流通后,那么,“只要這些紙幣確實是代替同名的金額來流通,它們的運動就只反映貨幣流通本身的規律。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地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5]147

  以上就是馬克思關于貨幣(包括紙幣在內)的實際流通規律研究得出的結論。它說明,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流通量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量,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二者的這種平衡。尤其是在現代紙幣通行的社會內,更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使商品流通與貨幣供應量之間實現平衡。不然,就會因貨幣供應過多或過少而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與健康發展。

四、《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管理實現途徑與方法的論述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分析和研究了宏觀經濟管理的必要性及其目標體系,而且還分析和研究了宏觀經濟管理的管理途徑和方式。這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資本論》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戰斗性文獻,因此,馬克思決不會象資產階級學者那樣為資產階級出謀獻策,對這些問題作出直接的陳述。我們認為,馬克思關于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切研究大都是從有關商品、貨幣、價值規律,以及銀行、信用等在資本主義生產各環節的現實運動的分析中得出的,另有一些又是他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預見未來社會時提出的。這可以說是馬克思關于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

  那么,《資本論》到底告訴我們如何進行宏觀經濟管理?其中有哪些主要途徑與方式?我們認為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按價值規律要求,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建立起直接聯系。

  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社會經濟運行、發展的一個普遍規律。但是,對于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來說,價值規律又是它的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聽從它的指揮。然而在表象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會對前一規律帶來一些干擾,乃至某種破壞作用。那么,有沒有什么辦法使這二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既能滿足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這一般規律的要求,又不違背價值規律,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呢?對此,馬克思指出,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可以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建立起直接的聯系。

  價值規律如何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建立起直接的聯系呢?馬克思認為,從廣義上說,或從本質上而言,價值規律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具有其內在的同一性,甚至可以說價值規律不過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規律的另一特殊表現形式而已。他指出:“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生產一種使用價值,即滿足一種特殊的社會需要,而這種社會需要的范圍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種內在的聯系把各種不同的需要聯結成一個自然體系;另一方面,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5]394還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種類的商品。”[1]716此外,他還特別強調:“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的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1]717可見,價值規律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的這種內在的同一性,已經把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直接聯系起來了。

  當然,這種聯系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要把這種理論上的聯系變成一種現實的東西,還得有意識的活動,即計劃。可以說,計劃,就是把這二者直接聯系起來的現實橋梁。早在50年代,我國已故的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就曾提出要“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可以說,他的這一真知灼見為我們今天如何按價值規律要求把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直接聯系起來作了開創性的工作。另外,西方發達國家的不少經濟學家也為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并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在戰后首開了把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結合的先河。這些做法都為我們如何利用價值規律、在生產和需求之間建立起直接的聯系,搞好宏觀管理,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第二,利用銀行搞好貨幣管理。

  貨幣,是社會經濟運行的重要條件,它不僅是市場運作的基本要素,而且還是社會生產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和“連續的動力”。所以,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非它不可。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流通中的貨幣量是一個科學的限定量。這個貨幣量一旦由科學限定以后,如何使它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以內,這是宏觀經濟管理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那么,怎樣才能管好貨幣呢?這可以從《資本論》關于銀行、信用的一般原理中得出結論,即要管好貨幣就必須利用銀行。

  首先,處理好銀行同貨幣發行與管理的業務關系,為社會宏觀經濟運行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銀行,是貨幣發行的唯一通道。它不僅把握著基本貨幣的發行,而且還可創造貨幣。因此,一國貨幣供應量的多少,在既定的法律和政策條件下銀行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要使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有一個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必須把好銀行的貨幣發行關,為社會提供一個恰到好處的貨幣供應量,同時還要加強其日常監督與管理。

  其次,利用銀行經營性業務搞好貨幣的調節與分配。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盡分析和研究了銀行的各種經營性業務。他指出:“一般地說,銀行業務的這個方面就是:銀行家把借貸貨幣資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與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相對立的,不是單個的貸出者,而是作為所有貸出者的代表的銀行家。銀行家成了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為整個商業界而借款,他們也把借入者集中起來,與所有貸出者相對立。”總之,“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1]453

  由于銀行的經營性業務是雙重的,因此利用銀行的經營性業務對貨幣的調節也應該是雙重的,即一方面,利用銀行對貨幣資本的借入業務將社會游資大量集中,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供應,壓縮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利用銀行對貨幣資本的貸出業務,把貨幣投入生產和流通,增加貨幣資本的供應,以刺激社會生產與供給。從而既調節需求又調節供給,實現社會經濟的總量平衡。

  調節貨幣供應,還可通過調節銀行準備金率和貼現率以及開放各類有價、有息證券市場。這些途徑和辦法是當代西方國家調節貨幣供應的基本做法。但是這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作了研究和說明。銀行準備金率的高低,直接決定銀行的放貸規模和存款創造的倍數。貼現率的高低,決定銀行貸款成本水平,進而也決定貸款規模。不論是銀行準備金率的調整,還是貼現率的變動,都會直接影響貨幣供應,以調節社會生產與流通,平衡供給與需求。開放各種證券市場,就是通過銀行發行和收購各種有價、有息證券,以調節和控制其供應,調節生產和流通,實現社會供求平衡。

  第三,搞好物資儲備,加強物資控制。

  物質儲備和物資控制是搞好宏觀經濟調控與管理的重要條件和手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種過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禍害,而是利益;但在資本主義下,它卻是禍害。”[7]528因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固定資本對其物資補償的需要,還是社會生產本身對原材料、包括對輔助材料的需要,會由于各種因素的作用,在不同的場合總是不一樣的,在這一場合可能要多一些,而在另一場合又可能會少一些。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社會生產平衡條件的破壞。要恢復和保持社會生產的平衡,物資儲備控制手段將不可缺少。馬克思指出:“這種情況,只有用不斷的相對生產過剩來補救;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量的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生活資料)。”還說:“這種生產過剩等于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資資料的控制。”[7]527可見,搞好物資儲備,并以此作為必要的調控手段,對恢復再生產過程中的平衡關系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論及的物資控制手段,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固有的種種弊端,使它不可能被實際運用。然而,它卻為我們做好宏觀經濟管理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寶貴武器。

  第四,搞好社會薄記,加強社會生產過程的觀念控制。

  所謂簿記,就是通過記賬、算賬等方式對社會生產過程進行的核算與分析。馬克思認為,簿記就是對經濟過程的控制與觀念總結。因而,他也把簿記當作社會對經濟過程進行宏觀調控與管理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對社會化大生產是如此。他指出:“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律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記對資本主義生產,比對手工業和農民的分散生產更為必要,對公有生產,比對資本主義生產更為必要。”[7]152

  那么,如何利用簿記形式實現對社會經濟過程的控制與調節?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為我們指出了兩點:一是以價值為基礎,把對經濟過程的控制建立在社會勞動時間分配的控制上。馬克思認為,簿記,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就是對通過勞動時間分配的控制來實現對社會經濟過程的控制的。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最后,與此有關的簿記(注:著重號是筆者加的),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1]963二是利用銀行這個社會機關,即把銀行作為社會的簿記機關,來實現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和調節。馬克思認為,銀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它除了是社會的信用機關外,還是社會的公共簿記機關。他指出:“銀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的和最發達的產物。……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分配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1]335-336后來,列寧也指出,銀行是社會統一的核算機關和調節機關,可以利用它來調節全國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組織起來的經濟生活。[8]204這些都說明銀行是運用簿記形式對社會經濟進行控制與調節的有效形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資本論》看作是關于宏觀經濟運行的控制理論。它不僅說明了宏觀經濟控制與管理的客觀必然性,而且還擬定了宏觀經濟管理與管理目標體系與方法。所有這些,無疑使《資本論》中的宏觀經濟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些思想,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許多是馬克思從分析商品、貨幣、價值規律,以及銀行、信用等原理的過程中得出的,有一些是從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預見時提出的。但總的來說,馬克思《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是很完整的,對我們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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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恩格斯 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馬克思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列寧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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