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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危機的結束是下一場危機的開始——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的反思與啟示

江涌 · 2018-10-19 ·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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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美國次貸風險星火終成燎原之勢,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引致大沖擊,導致大衰退,其影響堪比1929-1933年大蕭條。十年之后,國際金融仍陰霾重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治理漫漫修遠,撫今追昔,反思零八金融大危機,鑒往知來,意義深遠。

一場危機的結束是下一場危機的開始——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的反思與啟示

  一、金融危機的重大影響

  (一)世界經濟步入“新平庸時代”

  (二)美式資本主義由神話變笑話

  (三)反全球化與民粹主義抬頭

  (四)引發社會政治等系列危機

  二、金融危機的深刻原因

  (一)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二)賭場資本主義使得金融危機常態化

  (三)經濟失衡加劇風險、惡化危機

  (四)金融危機越來越具有系統性特征

  三、金融危機的魅影再現

  (一)從危機中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不吸取教訓

  (二)強化金融監管,當局無心也無力

  (三)解決問題的同時制造出更多更大問題

  (四)一場危機的結束就是下一場危機的開始

  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美國次貸風險星火終成燎原之勢,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引致大沖擊,導致大衰退,其影響堪比1929-1933年大蕭條。十年之后,國際金融仍陰霾重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治理漫漫修遠,撫今追昔,反思零八金融大危機,鑒往知來,意義深遠。

一、金融危機的重大影響

  與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等諸多危機不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濫觴于美國這一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巨大沖擊波將大西洋彼岸卷入危機漩渦,即歐洲債務危機,并彌漫世界,導致新興市場系列危機,對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全球秩序等諸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一)世界經濟步入“新平庸時代”

  經濟低迷長期化。金融危機直接表現為金融機構流動性危機,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中小型企業首當其沖。“小的是美好的”,小企業數量眾多,構成就業、增長的基干,諸多新理念和新創意來自小企業,而不是大公司,然而危機中止甚或斷送諸多中小企業的美好前程;金融危機抑制了人們的創意,以及對外未來的預期,導致持續的信用緊縮,甚至出現長短期利率倒掛,信用緊縮與利率倒掛必將拖累長期投資踟躕不前,不利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持續失業或不充分就業令工人技能不斷退化,工程師成長受阻,被視為最活躍的生產力受到抑制;作為社會的新生力量,大學畢業生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不太容易找到最能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抑制了他們的成長空間;財政捉襟見肘的政府,被迫中斷或推遲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也會影響經濟的中期增長。

  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動能強勁,科技進步為生產力發展,自由貿易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不竭動力。蘇東經濟計劃順利推進,美國經濟由戰時向平時轉型,歐洲日本經濟在廢墟上重建,而后于東亞出現一直經濟生力軍,在日本領頭的雁型模式下,“四小龍”一飛沖天,“五小虎”生機勃勃,中國改革開放,“金磚國家”熠熠生輝,新興經濟體你追我趕,接力描繪世界經濟的絢麗圖景。尤其是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國美國,與世界最大的生產國中國,兩者實現經濟互補,長期扮演著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然而次貸危機過后,美國引擎近乎失速,中國引擎明顯放緩,世界經濟陰霾籠罩。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美國經濟在歷經2008-2009年的負增長之后,2010-2016年實際GDP增速在2%左右,直至2017年新政府使出渾身解數,經濟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并未出現經濟周期中應有的高漲;其他西方國家的增長率較美國遜色,只在1.5%左右徘徊。從世界范圍來看,2009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機前五年1.6個百分點,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評估,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多,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過往十年,即便西方大國實施大劑量“量化寬松”的政策刺激,讓世界經濟在短期內避免了更大的衰退災難,但是復蘇長期疲軟無力,其艱難景況遠超“大蕭條”時代,IMF總裁拉加德稱之為“新平庸時代”,低增長、高風險成了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新常態。

  (二)美式資本主義由神話變笑話

  契約精神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守信原則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然而,大危機向世人展示的是一個投機成性、造假成風的資本主義。放貸機構聽任甚至幫助資質不足的借款人造假,投資銀行將優次債券混合包裝,只管收錢的評級機構為之打上3A標簽,業界翹楚高盛集團幫助希臘政府直接偽造賬目,美國國際集團向市場與監管者提供不實數據;美聯儲以及證交會等監管機構,偏聽偏信金融行業報告,對該行業堆積如山的問題睜一眼閉一眼。整個金融系統造假持續時間之長,涉及范圍之大,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駭人聽聞。造假成風、失信泛濫嚴重損毀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契約精神。

  新自由主義是一類市場原教旨主義,體現金融資本的意志,為新殖民主義服務的理論體系。多年來,美國竭力向世界鼓吹和兜售新自由主義,該理論的立論基礎就是所謂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假說。然而,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金融市場幾乎總是錯誤的,只不過在一定的限度內它有自我驗證的能力罷了。[①]有效市場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即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所有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能夠達到供求平衡、錢貨兩訖的所謂出清狀態。但是,金融市場因為追漲殺跌而不是一般的賤買貴賣,很難實現一般均衡,甚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對于這類言之鑿鑿并被實踐反復驗證的顛覆性論述,包括新自由主義學者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家一直視而不見。

  大危機讓光彩照人的美國老師形象嚴重受損,在越來越多的學生眼中面目可憎,系列神話成了天大的笑話。大危機令美國經濟低迷,社會撕裂,政治僵化極化,美國這個昔日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普世”燈塔,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制度各種弊端的櫥窗。大危機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讓昔日的神話成了今天的笑話。經濟家吳易風指出,危機讓越來越多曾經盲目追隨過“市場萬能論”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人猛然驚醒,開始重新思考和認識新自由主義。[②]原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堅定支持者,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懺悔道,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已經走向反社會反人類的死胡同,必須打破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對全球化資本主義加以控制。[③]著名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明確表示,“我希望,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讓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④]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在大危機的重壓下,不得不回歸客觀事實,回歸經濟學所應遵循的常理,重新發掘凱恩斯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價值。

  (三)反全球化與民粹主義抬頭

  《世界是平的》一書,宣揚全球化猶如一臺馬力無比的推土機,推平了橫貫在國家之間的交流障礙,從而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跨境暢通流動。商品可以從最便宜的地方購買,服務可以在最便捷的地方成交,從而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然而,全球化導致美歐等一些發達國家制造業外遷,產業空心化,國家失去了價值創造的源泉,勞動者失去了就業借以謀生的手段,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只能借債度日,債務負擔越背越重。沒有價值創造、沒有充分就業的福利最大化,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是虛幻的。自由化、市場化與全球化所增進的福利,更多是被資本以及富人享有,理論界與輿論界所鼓吹的全球化的一系列好處,不僅是鏡花水月,而且是中產階層生活江河日下的元兇。

  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社會沖擊,不僅給相關國家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更為重要的是,損害了民眾對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信心,因為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便捷而頻繁的旋轉門,以及實際的政策取向,使得民眾越發確信權錢交易的存在與泛濫。精英為自己或集團利益而損害了他們的威信乃至合法性,精英與大眾關系的疏離與緊張,助長了日益抬頭的民粹主義。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法國老牌政黨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運動黨興起,更不用提中東歐威權民粹主義浪潮洶涌,民粹主義成為危機后西方社會的主色調。

  全球化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強化了“馬太效應”,社會必需的公平公正被不斷忽視。金融大危機把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推向了風口浪尖。像“盧德運動”中的工人遷怒機器一樣,民眾(集中為中產階層)把他們的失落歸結為全球化。沆瀣一氣的精英們為轉移視線——模糊民眾對制度的反思、轉移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把國內民眾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官民矛盾,轉移為國與國、本國民眾與他國民眾之間的矛盾,于是就有了國貨優先,反傾銷、反補貼大行其道等一系列嚴重不負責任的政策出臺,為民粹主義推波助瀾。自由化、市場化與全球化是一體三面的“三面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反全球化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昔日經濟越是自由、市場化越是徹底的地方,如美歐等西方國家,反全球化運動越是激烈。

  (四)引發社會政治等系列危機

  金融危機并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它同時也是文化危機、價值危機和哲學危機,一言以蔽之,它是“綜合性危機”。[⑤]還有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

  多年來,美式資本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相關政策,把市場調節機制推向了極致,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結果,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并最終趨于坍塌,社會由“橄欖型”變成了“M型”,形成了無產階級、負產階級(背負債務的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次貸危機引發信用危機,政府拿納稅人的錢拯救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的金融資產階級,加劇政府與民眾的對立,“占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由此生成,并迅速擴展到近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金融大危機引致經濟與社會大沖擊,重挫各國執政黨,不管左翼還是右翼——在危機爆發時執政的所有政府,近乎都被選民趕下了臺,并被持對立政治理念的政府所取代。“穩健黨派的崩潰”幾乎發生于整個西歐地區,在低地國家(比荷盧)和北歐諸國,曾經最熱心地為歐洲價值觀和統一理念搖旗吶喊,且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幾乎全部從歐洲舞臺上消失。法國從右向左,英國從左向右,德國則在左右之間搖擺,美國的共和黨被茶黨綁架,民主黨被左翼社會運動挾持,左的更左,有的更右,最大公約數越來越難尋找,治理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美西方政治出現明顯的僵化、極化與冷漠化。

  國際主流社會因缺乏大致相同的執政理念而一片混亂,全球治理愈加艱難,未能與全球貿易、金融的融合保持同步,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并未帶來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全球化,經濟世界的平坦反而加劇了政治世界的崎嶇,崎嶇的政治樹立起更多的壁壘,使得世界經濟交流障礙重重。大危機前主要國家依照本國利益最大化制定對外政策,盡管諸多政治家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了金融機構及金融工具的脆弱性,但是他們在如何共同承擔全球監督責任的問題上遠遠未能取得一致。大危機之后,大國強國努力向國際社會轉移風險,轉嫁危機,以鄰為壑,導致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國家之間更加彼此猜疑。盡管G20被放到了聚光燈下,替代G7的呼聲高漲,但是,南北方之間、大小國之間、西方國家之間因利益分歧而矛盾重重。更何況,國際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遠遠超出了G20監管者的理解能力與認知范圍,在此情形下,還奢談什么恰當與有效監管。因此,對系統穩定性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型金融機構,一些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監管政策,包括嚴厲處罰措施,一度被高高舉起,而后又被輕輕放下,實際上形同虛設。 

二、金融危機的深刻原因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大危機。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視察倫敦經濟學院時發問:“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經濟危機呢?”女王陛下有所不知,在西方經濟學視野中,所有的危機都是可理解和解釋的,卻是不可預測的。

  (一)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面對英國女王質問,一向夸夸其談的經濟學家們羞愧得無言以對。然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勇敢地站出來回答:經濟學已經證明,此類事件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假如此類事件可以預測的話,那么人們就會據此作出反應,從而避免它的發生;于是,這個預測就成為錯誤的了。盧卡斯的回答,與其說是智慧,不如說是狡辯。今天的西方經濟學越發背離常理,越發玄乎其玄,經濟學家習慣用數學、工程學、模型來說明解釋問題。解釋危機發生的原因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但是所有努力有一個共性,也是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回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對于經濟學者來說,是否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用資本主義制度來解釋問題,早已不再是一個追求科學或探究真理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乎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

  對資本回報的一味追求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而社會財富分配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則導致普通民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生產無限擴大與需求相對縮小的失衡,必然導致相對過剩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認為,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是現在的生產制度所固有的,“只要這個制度還存在,危機就必然會由它產生出來,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樣”[⑥],“就象早晨太陽必將升起一樣”[⑦]。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生產力的高度社會化、全球化,與金融資源高度壟斷于一小撮金融寡頭手中而形成的高度私有化之間的矛盾。只要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⑧]無論是新自由主義者在理論上如何修繕,還是相關各國政府在政策怎樣改進,都只能暫時緩解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自身積弊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社會制度、文化模式、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出現危機。與宣告破產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相比,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在危機中得以充分印證。《資本論》熱銷全球,《經濟學家》雜志在2012年將列寧肖像作為封面,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著作《21世紀資本論》,登上國際網購平臺亞馬遜2014年榜首。以“占領華爾街”、“憤怒者運動”為代表的各種社會運動,將群眾運動重新帶回歷史舞臺。從媒體到社會,從理論學說到社會運動,西方社會出現了一股“馬克思熱”,就連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也給予馬克思這位無神論者以正面評價。著名左翼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1917-2012)在接受法國記者專訪時樂觀地指出,“人們不僅重新找到馬克思,而且還重新發現社會主義傳統”。[⑨]

  (二)賭場資本主義使得金融危機常態化

  隨著科技進步、生產設備改進、勞動生產率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會不斷提高。馬克思關于資本有機構成變化而引起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是造成危機和衰退的根本條件。[⑩]遏制利潤率不斷下降,一個重要途徑是,阻止甚至逆轉資本有機構成中不變資本投入過多的傾向。把重資產變為輕資產,就是一個有效途徑,實踐中的經濟金融化就是資產由重變輕的一劑“良方”。

  然而,經濟金融化使資本主義越發具有寄生性與腐朽性。資本主義一切動機就是賺錢,而且為了賺錢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投機、欺詐、海盜、販賣奴隸、種植與銷售鴉片、戰爭等等。“資本主義生產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11]金融業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準確地說是資產階級)能夠跨越生產過程這一中間環節,不用“必須干的倒霉事”而能賺到錢,而且賺大錢、賺快錢。

  進入資本主義的成熟發展階段,金融成為資本賺錢的一種重要手段,早先主要是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而賺錢,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融合而成的金融寡頭穩固地控制了貨幣,以及熟練地使用杠桿,以少搏多,以小搏大,從而使得金融能量越來越大,由此逐漸發生異化,金融控制實體經濟,控制國民經濟,乃至控制國家政權。用國家政權賺錢成為資本積累的最高境界,通過實施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監管,由此經濟金融化大行其道。

  經濟金融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杠桿的廣泛使用,這使得國民經濟泡沫化,泡沫經濟常態化。典型的就是房地產、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品等資產價格的膨脹與泛濫。“西方的金融體系很快變得與一個巨型賭場沒有什么兩樣。每天,這個賭場中進行的游戲卷入資金之大簡直無法相像。……他們就像賭場里的賭徒,緊盯著輪盤上咔噠旋轉的象牙球,決定把籌碼放在紅盤或黑盤、奇數或偶數盤里。”[12]投資者蛻化為賭徒,金融市場蛻變成賭場,國際金融市場成為一個超級賭場,資本主義也相應變成賭場資本主義。當賭徒籌碼不能為繼時,就會終結一場賭局。高度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當流動性突然萎縮或中斷時,即會爆發金融危機。德意志銀行在研究發達市場時使用如下標準來定義金融危機:在年度基礎上股市下跌15%,外匯下跌10%,債券下跌10%,通脹上漲幅度達到10%,或主權違約。[13]以此參照類推,金融動蕩已經常態化,金融危機實際上愈發頻繁。

  (三)經濟失衡加劇風險、惡化危機

  西方經濟學者傾向認為,全球宏觀經濟的失衡是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中國和其他順差國家的過量儲蓄,資助了美國的借貸消費和房地產盛宴。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咒罵“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儲蓄”推動了美國借貸的高漲。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定,危機源自“全球宏觀經濟的失序”,因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如東亞,存在“多余的儲蓄”。

  “多余的儲蓄”會導致自然利率和實際利率的下降。儲蓄過剩會導致自然利率的下降,而且各國央行會因此降低實際利率,以防止實際高利率而遏制經濟活力。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主要國家央行都會努力把實際利率調到最低。在這種情勢下,一旦出現金融危機需要放松銀根時,相關央行會發現,因為利率沒有了下調空間,他們將很難用富有彈性的貨幣政策來加以應對。“多余的儲蓄”會推高資產價格,并引起包括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以及大宗商品市場等一系列投機泡沫。每一次泡沫的破滅,都會導致一系列困難的出現,從而引發金融危機。

  諸如人口老齡化、不平等現象、新興市場尋求可靠資產等因素,導致人們不斷增加儲蓄,這些結構性因素不會輕易改變。在全球儲蓄預期明顯超過投資預期的情況下,出現新的泡沫和新的危機將難以避免。然而,西方經濟學者看到的只是經濟表象。在東亞等新興市場國家,居民儲蓄與國家儲備不斷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把人們拖入不知深淺的水域,經濟金融學強調,不確定就是風險,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市場變遷、社會演化等等沒有一樣是確定的,不確定因素越多,風險也就越大。與此同時,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國家儲備越少,該國貨幣、資產就越容易受到投機者的攻擊,造成巨額損失。因此,小到一家,大到一國,只有儲蓄儲備更多的資金,才能有效應對不測。

  (四)金融危機越來越具有系統性特征

  資本主義體制機制近乎千瘡百孔,局部與環節的潰瘍面越來越大,風險已經防不勝防,由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正在向系統性危機演變。危機的系統性源于金融資本的壟斷性。列寧時期的“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14]世紀之后的金融寡頭不僅控制著單個國家,還要控制整個國際,控制可以控制的所有資源,實現金融資本的全面壟斷。正是在金融資本的壟斷下,出現自然、社會、主權與治權、國際秩序等系列危機。

  自然是財富之母,金融資本不斷利用經濟金融杠桿,把自然資源這一人類公有財物轉化為私人財物,把有限的自然資源加工成無限的經濟財富,如數字化銀行存款,廣大亞非拉任何一片荒野都在被納入資本主義循環體系,對礦產資源的無止境開采以及對糧食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無窮盡投機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正愈演愈烈,由此導致并不斷加劇生態危機。

  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矛盾,實質是人與人矛盾的激化。在資本主義國內,是資本剝削與雇傭勞動被剝削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則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具有系統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組織、重要金融工具包括各類金融杠桿的使用,集中在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寡頭手中。資本積累越來越倚重金融資本的集中與積聚,如此使得貧困積累與財富積累的兩極分化更加明顯,聞所未聞的貧富差距導致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

  主權是國家安全最堅硬的外殼,獨立主權下的有效治權是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最可靠的依托。然而,伴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推進,國家機器、國家政權非但不能有效節制駕馭資本,反而被金融寡頭所控制所操縱,華爾街控制并操縱華盛頓,倫敦城控制并操縱唐寧街,權力為虎作倀,為資本保駕護航,政府的政策乃至國家的法律,不能恰當地體現大眾利益與國家利益,而是越來越多地代表私人利益與集團利益。金融資本更加肆無忌憚地斂財投機,體現的正是主權與治權的危機。

  金融資本由一國壟斷不斷走向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擁有越來越大的不受有效監管的權力。金融寡頭控制國家政權,華爾街操縱華盛頓在全球范圍內努力把美元的權力置于其他國家的主權之上,借以獲取巨額利潤。然而,資本主義主義存活以非資本主義存在為前提,金融資本寄生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而當所有國家都奉行資本主義制度,整個世界陷入虛熱實冷的境況時,恰如今天的情形,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便遭遇體系性危機。

  系統大于部分之和。降低或防范所有的個體風險、每一個局部風險,并不等于就能有效降低或防范整體風險。任何一個小風險都有可能演化為大風險,外部風險轉化為內部風險。英國學者克里期·哈曼指出“我們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次危機不僅僅是缺少金融管制或是銀行家的貪婪造成的,而是系統性的。”[15]美國是世界霸權國家,華爾街是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中樞,濫觴于美國華爾街的次貸危機,自然很快演變為系統性、全球性危機。在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全球化的情形下,諸多經濟、社會、政治風險都有可能轉化為金融風險乃至金融危機。有鑒于此,著眼于資本主義體制機制的修修補補,如強化監管,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要消滅金融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三、金融危機的魅影再現

  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多種多樣,即便如此,尚有更多未曾料想到的引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原本稀罕的“黑天鵝效應”如今越來越尋常。世界上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國際上也沒有兩次金融危機是一樣的。危機具體在什么時間且以什么方式爆發,難以預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一場金融危機一定會到來。

  (一)從危機中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不吸取教訓

  長期以來,知識界學術界被當作為真理的化身而倍受推崇。然而,大危機之后,經濟學界始終不能真正反省,有效市場假說、金融深化理論等導致金融危機之重要理論的基礎性地位沒有被動搖,新自由主義所具有的欺騙性沒有被徹底揭穿而被遺棄。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更多的是被當作門面或一類裝飾品。有良知且地位顯赫的經濟學者沒有向社會揭示危機的真正元兇,甚至還積極鼓噪政府是罪魁禍首,將大危機的責任歸咎于中央銀行作為最終債權人的存在。

  金融資本厭惡金融市場的穩定就像細菌厭惡真空一樣,金融資本十分喜好動蕩,因為只有在動蕩的市場中,才便于做多或做空,以獲取投機利潤。中國有句俗語,叫“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對于金融資本而言,沒有縫也要鉆出一條縫來,即想方設法努力制造動蕩、加劇危機。人不可避免會犯錯,然而金融領域總有一幫人,有組織有分工地一直在努力誘導他人他國犯錯誤,從別人的錯誤甚而別國的災難中大發橫財。因此,從本質上而言,金融家們是不會吸取所謂教訓的,實踐中也是如此。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金融海嘯,而金融家們把金融海嘯當作池塘的漣漪,認定漣漪過后金融市場又會恢復原貌,欺詐可以從頭再來。來自華爾街的游說者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華盛頓的決策者,以淡化金融監管規定,實際結果是,那些原本就很有限的以強化金融監管為目標的改革,大多數措施沒有落到實處。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一般銀行的風險似乎趨于收斂,然而影子銀行的風險在不斷增加。大危機之下,只有雷曼兄弟公司的總裁迪克·富爾德丟了飯碗,除此之外,再無一個銀行家因為縱火而受到懲罰,銀行被默許甚至被鼓勵繼續坑蒙顧客、敲詐國家。

  國際金融大危機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的實力與勢力。如此,更加鼓舞和激勵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的投機性、嗜血性。貪婪與恐懼,是金融市場的投機與投資的辯證法,著名投資家沃倫·巴菲特近乎把這一辯證法運用到極致,即在別人貪婪的時候恐懼,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貪婪。但是,今天的華爾街的銀行家似乎只有貪婪,沒有恐懼,只有蔑視,沒有敬畏。

  (二)強化金融監管,當局無心也無力

  因為不吸取教訓,所以很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多次、反復跌倒。政府不會認真吸取教訓,因為政府早已成為資本所操控的政府,危機過后,當局依舊裝模作樣地認真地履行著監管的職責。從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金融大危機中吸取教訓的杰作,應是貝拉克·侯賽因·奧巴馬政府金融市場改革的最大成果——沃爾克規則——禁止銀行從事投機性交易活動。然而,像高盛集團或瑞士信貸銀行這樣一些金融機構,略施小計——關閉了自己的商業部門——作為對沖基金重新開張,或者作為持股者參與對沖基金,就輕易逃過了新規則的制約。所謂“牛欄關貓”,往往不是貓的狡猾,而是監管者的愚蠢,抑或就是沆瀣一氣實施庇護的罪惡。

  金融大危機重挫了銀行家與金融業的聲譽,人們期待金融將被拉下鍍金的寶座,主要大街(指代實業)將重新取代華爾街(金融業)成為美國經濟社會的主宰力量。新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已經不合時宜。被給予高度期待的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時,口口聲聲、信誓旦旦要在當選后收拾華爾街肥貓們,然而甫一就任,新總統就變卦了,美國媒體評論,奧巴馬總統所能做到的,就是抓住華爾街的衣領,使勁地搖晃了幾下,然后在他們的耳邊輕輕地說,干得很好,就這么干。所有“懲治”華爾街的舉措,包括大肆鼓吹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近乎都成了“銀樣镴槍頭”,中看不中用。

  唐納德·特朗普當選,一把扯掉了奧巴馬政府懲治華爾街的遮羞布,終結了與華爾街羞羞答答的代理關系,直接由各類寡頭披掛上陣充當內閣成員,凡是有利于壟斷資本的政策——如減稅、放寬監管等——逐一出臺。金融危機之后,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在美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美國精英、主要政黨、政府已經沒有意愿和能力推出、實施羅斯福那樣的“新政”了,甚至連一丁點形式與花樣也沒有。最大的不同,就是高調地用民粹主義將國內矛盾轉移到國際。

  (三)解決問題的同時制造出更多更大問題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這樣的話好說,實際的事難辦,有時甚至根本就辦不到。實際上,所有的應對危機的舉措,近乎都是揚湯止沸,頭痛醫頭。而且,因為沒有對癥下藥,藥效的副作用非常明顯,解決舊危機的果,往往成為引發新危機的因。

  道德風險加劇。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競爭優勢,因為它們太龐大,龐大到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影響整個金融體系、金融市場的穩定,因此逼迫政府必須進行救助。正因一旦出了問題,必然有國家兜底,政府搭救,因此大型金融機構,在經營上就很有可能冒更大的風險,獲取更高的收益。然而,收益歸自己,風險歸國家。大銀行可以憑借“太大而不能倒”,繼續敲詐國家及納稅人。因此,要想投機賺錢,又不用冒破產風險,一個合乎邏輯與實際的辦法就是,努力讓銀行做大。金融大危機的一個極具諷刺的結果是銀行變大,諸如美林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和美聯銀行等一些疲弱的銀行,在投入競爭對手的懷抱或合并之后變得更大,但并不一定更強。美國5家最大銀行的資產負債總額,甚至比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前還要大。大危機的結果就是政府與國家被金融寡頭進一步挾持。

  主權債務危機迫近。次貸危機原本是金融機構的信任危機、流動性危機、債務危機,但是危機發生后,為防止系統性危機出現,政府動用財政全力搭救,金融機構度過了難關,但是政府終因“飲酒過量”而導致嚴重不適——債務纏身,出現所謂“財政懸崖”。在短短一年里,赤字就翻了兩番,從4590億美元(占GDP的3.2%)增加到1.85萬億美元(占GDP的13.1%),這是有史以來最迅速的惡化。美聯儲的低利率幫助壓低了巨額債務的還本付息,但是隨著利率水平上升,聯邦政府還債壓力不斷增大。未來10年內,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聯邦政府債務的年度還本付息將會超過國防開支。很顯然,隨著機構債務危機漸遠,主權債務危機迫近。歐洲債務危機已經爆發,新興國家的公共債務正難堪重負,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斷積累。

  資產泡沫再現。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跌破世界范圍內“美國問題專家”的眼鏡。特朗普執政后,世界的“美國問題專家”又在預測,世界最富裕的經濟體將扭轉思維,回歸制造業,重振實體經濟。但是,美國資產價格又在上漲,今天美國經過通貨膨脹調整的住房價格高于危機前的水平;美國股市總市值與GDP比率逼近危機爆發前的高值;道瓊斯股票指數(DJIA)2009年跌到最低點6469點,然而到2017年底飆升到24719點,上漲380%。自2009年以來,全球市值幾乎就在不間斷地持續上行,近九年時間竟沒有一次盤整,而這種情況上次出現還要追溯到20世紀早期,即“大蕭條”發生之前的歲月。當然,股市之外更有債市與房市,新興市場(如中國)正向世界展示,經濟泡沫沒有不及,只有更過,更瘋狂。

  (四)一場危機的結束就是下一場危機的開始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胎記,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主義揮之不去的痼疾。有金融市場就有金融投機,就有資產泡沫,進而就有金融危機。金融資本主義使得金融危機常態化。德國著名的足球教練澤普·赫爾貝格曾經說過,“一場比賽的結束就是下一場比賽的開始”。金融市場同理,一場危機的結束就是下一場危機的開始。唯一的區別是:球員們知道下一場比賽是什么時候舉行,而世人不知道下一場危機會在什么時候出現。

  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為德國《商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從我辭去財政部長職務以來,人們向我提得最多的問題是,是否存在發生新的金融危機的危險。我擔心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16]金融危機不僅現實地存在,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不經意間,似乎變成了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如影隨形,難舍難分。雖然難以預見危機何時爆發,但是下一場令人恐慌的金融危機幾乎肯定在醞釀之中,幾乎肯定會爆發。

  大危機十年后的今天,股市的泡沫、債市的泡沫、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早已蔚為大觀,一根“小針”就能刺破金融泡沫。十分不幸的是,現在的“小針”越來越多。行為完全不可預測的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愈演愈烈的經濟摩擦,歐洲分裂、中東亂局等地緣政治,自然災害或生態災難,中國經濟失速或驟然間大規模資本抽逃,等等,無數的“黑天鵝”以及尋常見的“黑犀牛”,都有可能成為刺破泡沫的“小針”。

  危機的爆發不隨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既然危機是客觀存在的,倒不如坦然地、積極地面對危機,未雨綢繆,一方面減少危機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則努力轉危為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國民經濟每隔幾年就邁上一個新臺階。雖然2008年金融大危機產生的大沖擊,中國未能幸免,但是由于擁有獨特的社會制度,強而有力的政府調控,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中國經濟受危機影響被降至最低,并較早地走出危機陰影,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境遇形成鮮明對比。國際金融危機使得社會主義優越性再次得到顯現。中國聲音引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模式”引來國際社會的普遍熱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可。可以說“傳統左翼黨派的口號‘進入社會主義,還是退回野蠻社會’,如今看起來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聾發聵的警世箴言”。[17]

  [①][美]喬治·索羅斯著,王宇譯:《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80頁。

  [②]尚前明:“讓全球金融危機十年之變告訴世界”,《瞭望》新聞周刊,2017年第50期。

  [③][日]中谷巖著,鄭萍譯:《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頁。

  [④]趙光銳:“哈貝馬斯談新自由主義破產后的世界秩序”,《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3期。

  [⑤]俞吾金:“反思金融危機背后的文化病癥”,《文匯報》,2009年6月23日。

  [⑥]馬克思:“英國的貿易和金融”(1958年9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7頁。

  [⑦]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國無產者相對消極的真正原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5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頁。

  [⑨]錢文榮:“金融危機背景下需要關注的幾種國際思潮”,《紅旗文稿》,2009年第17期。

  [⑩][美]安德魯·克菜曼著,周延云譯:《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13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頁。

  [12][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頁。

  [13]約翰·德特里克斯:“下一場金融危機或許即將出現——只是我們不知道它來自何處”,美國石英財經網站2017年10月6日,參考資料2017年10月13日,總第31043期。

  [14]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0頁。

  [15]克里斯·哈曼,曹浩瀚:“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與當前的金融危機”,《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6期。

  [16]漢內斯·福格爾:“為何面臨新的金融危機——銀行幾乎沒有從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中吸取教訓”,德國N-TV電視臺網站2013年9月13日,參考資料2013年10月12日,總第30043期。

  [17][英]特里·伊格爾頓著,李楊等譯:《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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