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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光明的革命——論十月革命的歷史條件及其影響

劉逸 · 2017-11-17 · 來源:馬列之聲
十月革命100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可以說,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暫時的和平和并不徹底的自由與權利,正是當年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附屬國解放斗爭而爭取的,而且十月革命的繼承者們從未以此為止,而是要不斷要求人民覺悟起來,為爭取屬于無產階級的新社會的到來的進行新的更激烈的革命。

走向光明的革命——論十月革命的歷史條件及其影響  

獻給十月革命的繼承者們

  01 俄國革命前夜的國內外矛盾

  在20世紀初期,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本國內生產力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資本進一步集中,工業壟斷資產階級與金融資產階級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并開始操縱國家政治,開始更大地向世界進行資本輸出、資源勞動力掠奪以及市場擴張,并試圖建立世界霸權,一句話,相繼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

  發展為帝國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徹底失去了曾經的革命性與歷史進步性,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更明顯的、更露骨的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在本國,帝國主義由于實行資本的集中資本的壟斷,加上電氣和工廠機器的革新及資本主義“管理科學”的問世,對工人階級實行軍事化的管理及更深入的剝削,不僅如此,金融資產階級和工業壟斷資產階級通過對金融的控制對生產的壟斷,兩大資本勢力合而為一建立了龐大的金融帝國,少數人操縱著國計民生,頗有封建社會的色彩,被余斌稱之為“工業封建主義“。以往資本主義革命的先行者們所描繪的藍圖被現實狠狠地燒毀了。資本主義辯護士們自以為在幾十年前就擺脫了的東西實際上一直存在(無非是改變了表現形式、作用方式與范圍),現在資本主義哪怕是發展到其最高階段,也沒有做到對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全部問題的完滿解決,也絕不如資產階級衛道士鼓吹的那樣“自由平等正義博愛”;與封建社會同樣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只是由地主領主們的私有制變成了資本家私有制)的資本主義依然內含著嚴重的階級對立與社會矛盾,剝削壓迫及其衍生物依舊滲透在社會的每一處。在國外,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更好地掠奪原料、勞動力和市場,為了更好地輸出資本,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轉嫁國內矛盾,帝國主義是寧愿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保持貧窮落后的狀態,以便他們繼續依賴帝國主義繼續為帝國主義服務,于是帝國主義不想這些國家發生革命,不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翻身,就樂于扶植這些國家最反動最頑固的勢力,讓他們做自己的代言人與助手。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他們那里的發展便受帝國主義及本國封建反動勢力的聯合壓迫,資產階級被迫受制于這兩種勢力,從而決定了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擁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尚未完成革命的任務,就已經向反動勢力所屈服。

  于是,當時整個世界就存在三大基本矛盾:

  一, 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由于帝國主義國家中,托拉斯和辛迪加、銀行和金融寡頭擁有極大的勢力,對工人的管理、剝削與壓迫更加嚴苛,同時在政治領域由于少數人對國家機器的操縱以及對文化、教育與社會輿論的加大控制,以往工人除了暴力革命外的斗爭的手段已經完全不夠用了。革命的問題便擺在工人階級面前。

  二,各金融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這些壟斷集團及國家依舊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而存在的資本家集團,他們各自的利潤或者說是根本利益是相互獨立相互排斥的,尤其以壟斷組織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形態出現的資本家集團,他們之間的競爭更為劇烈。這些猛烈的斗爭的特點就在于前所未有的慘烈的帝國主義戰爭,他們要在已經瓜分完畢的世界中以武力進行有利于自己建立全球霸權的重新分配。這些戰爭又使各集團的勢力相互削弱,使各國國內矛盾加速爆發,加速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而且必須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來解決這些矛盾。(當然,具體的歷史條件不同,革命的實現程度以及可能性也不同,但必須存在無產階級的進一步的更大規模的斗爭,才能解決這些尖銳化的矛盾哪怕是使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重新得到暫時的緩和。)

  三,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或附屬國人民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要這些發達國家對極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進行更殘忍更露骨的剝削與壓迫,以轉移國內矛盾,同時榨取超額利潤。但要進行對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控制與統治,自己必須要對其進行資本的輸出,這就為這些落后地區和國家帶來先進的生產力與文化——盡管是建立在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之下,在鐵路的建成,市場體系的形成,工業生產形成一定規模,工商業中心出現,本國的無產階級自然登上歷史舞臺,各種知識分子也活躍起來,開始謀求擺脫壓迫的出路,民族意識覺醒了,解放運動也悄然開始了。這樣的矛盾是帝國主義自己為自己的滅亡埋下的又一顆種子,從根本上破壞帝國主義整個全球體系,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后備軍。

  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存在著如此劇烈的三大基本矛盾,于是自身也成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現今帝國主義似乎依然“生機勃勃”,這與資本主義自我調整依然存在回旋的余地、工人階級運動遭遇重大挫折而陷入低潮、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呈現一超多強的局面密切相關,最根本的是自帝國主義誕生以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頑強斗爭與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爭取獨立作出的英勇犧牲尤其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對勞動者權益的增進取得了顯赫成就迫使資產階級必須向被壓迫的人民做出妥協,進行調整,同時由于帝國主義比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包含新社會的因素更多,因此是資本主義在當今似乎依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歷史的長河里,100多年并不算多,同時只要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即社會化生產與私有制的矛盾依舊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依然存在,大國與披著獨立國家外衣的附庸國的人民的矛盾依舊存在,資本主義的危機被依舊存在,且一次比一次具有更大的破壞力,一次比一次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更加不可解決。

  正是因為帝國主義帶有這種那種的反動性質,積累了更深更大的矛盾,因而整個社會一旦陷入動蕩,其破壞力便會高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好幾倍甚至幾十倍,而帝國主義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和摩擦甚至是全球性的戰爭便是這種破壞力最集中最鮮明的發揮,同時也是瞬間激化一切帝國主義社會矛盾的催化劑。恩格斯曾在1887年預言道:“……對于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戰爭將會讓成千上萬士兵自相殘殺,同時掠奪與大破壞將會席卷整個歐洲,整個社會經濟“會陷入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王冠成打地滾落在街上而無人拾取,”沒有人知道誰是勝利者,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后勝利創造條件。”“在悲劇結束時你們也就垮臺了,而無產階級的勝利要么已經取得,要么已經不可避免。”看來革命條件已在很久之前在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之上從而在由之發展而來的帝國主義的固有矛盾之上建立起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已經不是偶然的事,而成為必然的事了。認為十月革命是所謂“反《資本論》革命”的人,不僅沒有正確認識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必然聯系,不能正確認識到帝國主義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來,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之前也做過相應的論述和預測,缺乏辯證邏輯思維,同時還忽視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內在矛盾的國際性,忽視這些矛盾在全球范圍內所起的必然作用。

  俄國便是當時帝國主義所有矛盾的集合點。

  由于當時的資本主義的擴張范圍和深入程度,帝國主義各國力量旗鼓相當,不少國家盡管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漩渦,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但依舊沒有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或并沒有完全走上,因此全球范圍內的社會形態具有極強的地域性(至今依舊帶有很強的地域性,但不如那時候如此地大),西方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東方則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非洲拉丁美洲仍舊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內。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就夾在東西方兩者之間,注定了俄國鮮明地帶有“帝國主義看門狗”的色彩,既以俄羅斯帝國的武力威脅歐洲國家的革命勢力,又協助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統治,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中的一環,由于國內的封建殘余與貧窮落后,俄羅斯又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斯大林曾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指出:“沙皇俄國是以最殘忍最野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和軍事壓迫的策源地。”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的因素集中起來,并使之變本加厲了。”沙皇俄國不僅自己本身為了參與列強擴張而用武力壓迫周邊各落后國家和地區,還充當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后備軍,允許外國資本自由進入,自由操縱具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還拿出千百萬士兵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以本國人民的血肉去保障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范圍內的利潤。由此以在帝國主義在全球的剝削和瓜分浪潮中分到一杯羹,“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交織在一起,終于融合為統一的帝國主義的利益。”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封建主義的枷鎖沉重地壓在俄國人民身上,各種矛盾異常尖銳。

  作為帝國主義鏈條一環上的俄羅斯并沒有像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水平,擁有龐大的工業生產體系和較為完備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恰恰相反,自彼得改革開始了現代化進程一直到農奴制改革走上發展資本主義道路,再到所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俄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中仍屬歐洲的落后國家。因此俄國屬于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俄國資產階級力量較為弱小,封建地主階級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這種不穩定的聯盟,是后來俄國政局動蕩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特殊的地理環境還有特定的歷史原因以外,在經濟生產上俄羅斯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農業經濟,當時的俄羅斯仍然是歐洲最大的農業國。在1913年即所謂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高潮時期,農業收入占財政54%,工業僅占29%,城市人口只占15%。在進入發展資本主義軌道的俄國,工業成分依舊不占優勢,農業生產依舊占統治地位,這就決定了當時俄國封建殘余頑固難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受阻,俄國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選擇向封建勢力妥協,同時謀求與沙皇實行對人民聯合的統治,而沙皇自身為了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同時鞏固自己的統治,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獻媚,也樂意與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自身也在進行資本主義化。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僅存那一點可憐的革命性也開始為反動所服務了,這樣荒謬的矛盾的事實表現為出現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階級,原本屬于相互對抗的兩個階級在俄國竟然成為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最佳拍檔”。實際上沙皇政府已經是資本主義化的大地主階級及大資產階級聯合的統治工具,是西方帝國主義在俄國的代理人。由此,資產階級雖然沒有令俄國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沒有把資本主義一切政治思想及原則貫徹落實,卻已經在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甚至成為統治階級一部分,荒謬,卻是現實!俄國人民還沒有徹底擺脫封建勢力的壓迫,又要受資本主義的剝削,既苦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現代社會的革命性俄國人民還沒有享受得到,就已經開始忍受現代社會的反動性,又受封建殘余的束縛,“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馬克思當年對德國社會狀況的評價依舊適合于當年俄羅斯帝國的情況。

  “必須改變俄國落后的面貌,盡快融入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潮流,這是當時俄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然而封建殘余、沙皇統治和金融資產階級對俄國人民的聯合壓迫并不能使俄國的生產關系難以發生革命性的改變,上層建筑的根本變革也完全不能實現,不僅無法滿足這種要求,而且還是對這種要求的反動。“沙皇政府的經濟政策由于集中體現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極大壓抑了廣大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從而根本上阻礙了俄國經濟的發展。就拿資產階級走狗文人一直歌頌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從根本上維護沙皇、地主和富農的利益,極大地剝奪貧農,造成一切利益歸于統治階級的虛假的繁榮景象,而農戶相繼退出村社,農業生產在后期開始嚴重受損,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受限,到戰爭即將開始之前,改革也停滯了。“在工業領域,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國資產階級采用殘酷手段剝削工人,工人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些企業甚至達到16——18小時。工資很少,一個月僅有6——19盧布,完全不夠養家糊口和維持再生產能力。工人被剝奪參加自己組織的權力,如果罷工將被關押2——8個月。”(吳恩遠《十月革命與俄國現代化進程》)由此可見,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在工、農業領域上均存在巨大的階級矛盾。這個時候,俄國工人階級已經開始在社會斗爭的舞臺上活躍起來,他們隨著俄國資本主義和大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而團結壯大起來,開始為自己的利益與訴求進行斗爭,在19世紀后期,俄國工人階級已經進行多次罷工以爭取更大的權益,并席卷多個地區,更多的工人乃至勞動人民加入或支持他們。俄國在國際地位上原有的反動性中已經逐漸顯露出自己的先進性革命性,這點集中體現在俄國工人的積極斗爭活動之上,被考茨基預見到俄國工人的榜樣作用。直至1905年,俄國無產階級發動反對沙皇殘暴專政的起義,直接提出了政治要求,被列寧稱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總演習。

  在國內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擺在俄國人民面前的只有這樣一條出路:必須推翻腐朽落后的沙皇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人民的解放與自由,而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要推翻帝國主義,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以把作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俄國資產階級連根拔起。這樣,推翻俄國封建統治便與反對帝國主義聯系起來,與無產階級革命聯系起來,決定了反封建的任務必然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這就為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十月革命提供了歷史根據,證明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與正義性,是俄國國內外矛盾的必然結果,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并不是某些專家所說是偶然的少數人密謀的政變。針對這些專家的觀點,用列寧曾經的話就能駁斥:“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感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當‘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列寧的話表明了革命絕非是主觀任意的,沒有這些歷史矛盾存在,沒有沙皇及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聯合的壓迫統治,沒有人民起來反抗斗爭,十月革命無論如何也不能成功。

  在復雜的且斗爭頗為激烈的國內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俄國各階層各階級的代表便開始為俄國的前途進行各自積極的或消極的探索,均為自己所代表的階層階級的利益行動起來,而作為俄國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代表布爾什維克,也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開始舉起俄國及世界無產階級前進的大旗。

  02 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前夜提出了什么樣的觀點?

  針對當時俄國國內外復雜交織著的矛盾,各階級階層的代表紛紛尋求一條符合自己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的利益又能解決日益尖銳的國內外矛盾的出路,知識分子們開始自覺向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先進的社會科學理論,當時俄國知識分子們與國際的廣泛聯系,對世界各國革命形式及理論的把握“是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的。”作為工人階級革命指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在那個時候在俄國傳播開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列寧當年引用且反復強調這句話,很簡潔明了又切要地闡述了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辯證關系。歷史的發展過程從來就不是自然而然的,歷史本身就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人們的活動及他們活動的共同結果,歷史是由實踐著的人(而具體的實踐活動就是人的勞動)尤其是廣大勞動者所創造的,歷史的各種規律和條件,或者說,歷史的邏輯雖然總是以一種深深基于既存歷史條件和社會矛盾運動、不以單個人和個別群體及其意志為轉移的總的“自然歷史過程”呈現于每一個個人面前,但歷史及其規律全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不意味著主體的消極無為,而正是生成并實現于每一個時代群眾的實踐之中。而人本身也是根據歷史的發展規律而進行相應的活動。(但這不能說實踐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相反,實踐只有以一定物質條件和手段作為前提并以客觀規律為自覺依據,并訴諸以物質的對象和運動過程,才是現實性的。俄國十月革命,這場被社會主義的敵人們所不厭其煩地抹黑、責難、攻擊的偉大革命,它的根源也正是深深根植于那個時代的客觀政治經濟形勢和階級關系之中。馬克思主義在處理實踐與歷史規律和條件的關系時,始終著眼于實踐的物質性,在強調實踐物質性同時著重闡發物質性與主動性的辯證關系,而主動性只有從實踐的客觀規律和條件出發并以之為依據后才能成為可能。實踐歸根到底是物質與意識發生辯證關系的結果,也是兩者發生辯證關系的條件。這樣既為人的主動性本身排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因素,又為主動性的根據排斥了不可知的或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性因素,既與“想象的主體活動”的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又拒絕了那種機械、形而上學的自然唯物主義劃清了界限。為人們的實踐找到了科學的依據和歷史現實性。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在《提綱》中曾提出實踐是物質性活動,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偉大的發現從而引出對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并在《資本論》第一卷兩篇序言中公開表明把資本主義社會規律當作自然規律看待,自己是一名唯物主義者。)只有主動認識革命實踐的規律,主動克服革命實踐的困難與矛盾,革命的運動才能成為現實。因此,盡管俄國無產階級在歷史中起著革命性的作用,但沒有正確的理論武裝他們的頭腦,讓他們有目的有組織自覺地行動起來,別說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使是單純推翻沙皇統治也做不到。而爭取群眾就要把理論解釋得徹底,就要與錯誤的理論作斗爭,一句話,具備戰斗性。因此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條件之一就是傳播并實踐了正確的理論,以正確理論聯系群眾,并不斷與錯誤理論戰斗以爭取更多群眾。

  所以,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提出了什么樣的觀點以爭取到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支持,從而走向革命的勝利?

  一、 俄國已走向發展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

  當時的(19世紀90年代)民粹派已經完全放棄了反抗沙皇的革命斗爭,轉而主張與沙皇政府進行“妥協”, 甚至認為俄國可以避免走向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徹底揭穿他們反動的真面目,列寧對民粹派的所謂斗爭手段嘲諷道:“他們簡直以為只要向這個政府客客氣氣地請求一下,它就會把一切都安頓地妥妥貼貼。”

  民粹派無視當時俄國農村貧農到處被剝削壓迫的事實,為富農經濟辯護,實際上他們代表了富農階級的利益。同時民粹派污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要把農民趕到工廠去干活。然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駁斥了民粹派錯誤的經濟觀點,指出問題不在于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觀愿望,問題在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現實迫使農民進一步破產,無產階級人數必然增加,且無產階級必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作為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者與代表,馬克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才是真正愿意消滅資本家和地主的聯合壓迫,真正希望把沙皇制度掃出歷史舞臺的人民之友。

  而1907年之后的反動時期,一切革命黨和反對黨失敗了,各種消極的情緒充斥著整個俄國的政治斗爭活動。革命的失敗把俄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變得更加鮮明了,使俄國資產階級更傾向于與沙皇聯合,而不是要求推翻它。沙皇雖然勝利了,但也被革命的浪潮嚇壞了,他自己也必須向比自己更先進但與自己一樣畏懼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俄國資產階級妥協,同時加速自身以及所代表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化。于是“勝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俄國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殘余。俄國資產階級性質的突飛猛進。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幻想,認為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都破滅了。”民粹派、自由資產階級等派系的理論也在這個時期徹底破產,反動面目暴露無遺,“人民之友”這一稱號更加是不可能來形容這些派別了。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說,布爾什維克成為俄國革命唯一的領軍者。

  二,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后備軍,必須建立工農聯盟,以推翻沙皇專制統治。

  民粹派在斗爭策略上除了要求與沙皇政府和解以外,部分激進主義者還要求進行個人恐怖。列寧認為,這種策略本質上是英雄史觀的策略,是對人民革命運動的不信任。正確的斗爭策略,應該讓被壓迫的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既然俄國被壓迫的人民群眾要自己解放自己,既然無產階級作為俄國人民解放的急先鋒,既然在沙皇制度下農民與工人一樣是受壓迫受剝削的階級,既然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又不發達的矛盾情況下俄國農民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后備軍,那么,無產階級要完成推翻沙皇專政這一偉大任務,必須關注農民這一同盟者,必須建立工農聯盟,援助農民有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運動,引導農民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后備軍同盟軍,把農民運動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以壯大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

  于是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列寧就已經提出把建立工農聯盟作為推翻沙皇封建制度,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這一重要思想。這與當初第二國際各黨甚至是普列漢諾夫本人輕視農民作用的觀點截然不同,也是后來布爾什維克為何能夠在與第二國際及孟什維克的斗爭中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農民一直是資產階級的后備軍,因為他們共同反對舊制度。由于得到這支龐大的后備軍的支持,西方革命的結果就是使資產階級的力量壯大起來。

  而俄國,農奴制殘余依舊死死地壓迫者本已貧窮落后的俄國農民,加上地主的專權,農民生活苦不堪言。至于農民階級和俄國資產階級的關系,由于我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原因和條件及一切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一切革命性,在杜馬的斗爭中,自由資產階級代表——立憲民主黨無法為農民爭取到土地與權益,甚至轉而擁護沙皇統治,而戰爭的爆發則表明企圖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取得和平完全是異想天開,農民已經不可能指望資產階級來替自己伸張正義了。由此農民階級離開了資產階級,轉到無產階級,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那個時候由于俄國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數量不斷增加,其中在大企業工作的工人占整個工人階級的一半以上,已經成為俄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甚至是最大的力量,加上走向帝國主義階段的俄國工人收到大企業的殘酷剝削以及沙皇的殘暴統治,這支擁有強大力量的階級已經被鍛煉成最徹底的革命力量。沙皇制度鞏固了地主和資本家的聯盟,使地主和資本家對俄國人民進行聯合的壓迫,這迫使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斗爭匯成一條革命洪流。

  俄國如此特殊的革命進程,使其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而是完全相反,不斷地使資產階級失去農民這一政治后備軍,不斷削弱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俄國資產階級已經無法完成革命的任務,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則不斷地得到鍛煉,因而在革命進程中提到首位的必然是無產階級,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必須把千百萬農民團結到自己周圍。無產階級在革命進程中能夠而且應當引導農民前進,并且只有同農民聯盟,才能戰勝沙皇制度。帝國主義戰爭使俄國社會一切矛盾瞬間激化,這就讓革命有了沖擊性的力量,使工農聯盟這一革命力量能夠迅速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徹底完成俄國的革命進程。由于布爾什維克積極建立工農聯盟,由于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成為唯一的真正的革命階級,由于無產階級能夠真正幫助農民走出困境獲得解放,由于無產階級得到了農民的支持,無產階級便擁有革命的領導權,而革命的領導權正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這就是為什么俄國無產階級能夠迅速把資產階級革命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迅速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因。

  三、對經濟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闡述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立初期,由于內部在組織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狀態以及沙皇政權的高壓和迫害,該黨一直沒成為合格的無產階級政黨,加上由于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已經在第二國際各黨中占了主流,這導致了黨成立后不久就出現了一個新的機會主義派別。該派盲目崇拜工人自發的經濟斗爭并將階級斗爭片面限制在經濟領域,否認政治斗爭、思想斗爭和無產階級政黨對工人運動的意義和作用,甚至要求工人應該跟著自由資產階級走,,因而被人稱為“經濟主義”。

  為了消除這個與伯恩斯坦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糾纏在一起的經濟主義對俄國工人運動的不利影響,列寧先后發表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從何著手》、《同經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倒退傾向》、《怎么辦》等文章,對經濟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批判,并通過批判闡述了一套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

  列寧首先批判了經濟主義從庸俗唯物主義出發將經濟斗爭這一階級斗爭的形式置于其它形式之上,反對建立政治組織的工聯主義觀點,強調只有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使工人運動從自發性上升到自覺性,才能使工人運動得以勝利。其次,列寧批判了工人運動本身會自發產生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謬論,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并非在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中自發產生,而需要通過人數極少的覺悟分子對社會的深刻認識、學習與思考并自覺結合無產階級的實踐活動尤其是革命實踐發現、總結、系統闡述出來的,不通過共產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先鋒隊向工人灌輸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資產階級社會大環境重重包圍之下的工人群眾只會形成工聯主義思想,從而無法觸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如今資本主義各國的所謂工黨要么拋棄馬克思主義、要么直接拒絕或扭曲,事實上是把無產階級的斗爭局限于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抑制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以不切實際的藍圖和繁榮公平的表象欺騙無產階級,,附和資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拖妥協,妄求資產階級的施舍,實際上依然屬于資本主義的政治范疇,其根本利益屬于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

  隨后,列寧進一步指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政黨應當制定出將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富有戰斗性的綱領,通過黨綱指導成員開展革命工作。黨應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廣泛利用資產階級(暫時和間接的)同盟力量,根據形勢變化運用和轉換各類斗爭形式進行斗爭;正確處理階段目標和最終目標、改革和革命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政治斗爭在革命時期的首要性,堅持暴力斗爭對于打碎資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為了實現上述方略,黨必須擺脫過去的渙散狀態,應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統一的、穩定的、嚴密的、有堅強領導核心的革命者組織。列寧的這套方針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真正建立和成熟奠定了理論基礎。

  同時列寧要求把《火星報》作為聯絡全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工具,使全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聯系起來,緊密地進行政治鼓動工作,并以《火星報》作為宣傳平臺,把群眾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是區別于工聯主義對經濟斗爭的夸大和依附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的科學的正確的斗爭策略,這成為布爾什維克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之下的民族自治權

  沙皇統治下的俄國被稱為民族監獄。沙俄統治階級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政策使得俄羅斯國內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銳。另一方面,烏克蘭、格魯吉亞、波蘭等沙俄同志地區的資產階級鼓吹民族主義思潮,企圖用民族斗爭分裂各民族無產階級,從而達到阻撓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把各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成了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一項急需解決的任務。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承認“民族自決權”。’ 如果我們要懂得民族自決的意義,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義,“杜撰”抽象的定義,而是去研究民族運動的歷史-經濟條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結論: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合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 P225】承認民族自決權,就是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特權,用徹底的,民主主義處理民族關系。只有這樣才能使各民族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團結起來,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不過,列寧同時指出,民族問題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因而民族自決必須服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總體利益,“無條件地承認爭取民族自決的自由的斗爭,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支持任何民族自決的要求,社會民主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促進每個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的自決。”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 P218】布爾什維克的民族綱領的中心是把民族自治權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運動結合起來,而不是將民族自決至于革命運動之上,“無產階級反對這種實際主義。它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同時又把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聯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從工人的階級斗爭著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離。實際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盲從資產階級要求的口號。”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 P239】

  布爾什維克主張民族自決的最終目的并非分離,而是實現民族融合。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提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的現象,消滅一切民族隔絕的狀態,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 P257-258】因而布爾什維克雖支持民族自決,但并不鼓勵所有民族特別是取得平等地位的少數民族都去行使民族自決搞離。在布爾什維克看來,民族自決是實現民族融合所必然要做的事情,“正如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所有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即他們有分離自由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 P258】布爾什維克從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高度上回答了民族自決與民族融合的關系問題,從而與各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從根本上劃清了界限。

  五,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必須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與第二國際諸黨,與孟什維克乃至一切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者根本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始終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俄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國際、孟什維克及一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要么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么無視無產階級專政,要么扭曲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與含義。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第二國際是如何夸大經濟斗爭的意義,貶低政治斗爭的作用,現在我們看看由第二國際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所造成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以及其中的主要代表及領袖考茨基和俄國的孟什維克是如何扭曲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攻擊、扭曲無產階級專政的。

  資產階級為了使工人階級的斗爭熄滅下來,為了緩解社會矛盾,為了愚弄無產階級,早在馬克思逝世后就開始著手扭曲馬克思主義,企圖閹割其中的革命內容,磨去其革命鋒芒,使其庸俗化。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則迎合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這種閹割、扭曲的需要,忘記、扭曲、抹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面,力圖把馬克思主義中資產階級一切所能接受的東西加以保留和贊頌,并把馬克思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使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貼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簽。

  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一戰),西方各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們主張與本國資產階級政府聯合起來,提出所謂“保衛祖國”的口號,把帝國主義戰爭這一非正義戰爭粉飾起來,出賣人民利益,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扼殺。因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帝國主義戰爭事實上是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把世界瓜分完畢,要進行勢力范圍重新劃分,爭相確立全球霸主地位的非正義戰爭,這場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指的是它們的‘后方’)變成了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戰爭使人民受難日益加深,國際無產階級已經必須采取革命的行動才能爭得和平、取得解放,而俄國國內一切社會矛盾因為帝國主義戰爭而瞬間尖銳起來,加速了革命的進程,加速沙皇政府的瓦解,加速暴露了資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真實面目,使工人階級的革命性更加突出,從而使把民主革命轉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變得尤其迫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

  那么,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到底是什么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社會中的必然產物,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必然產物。國家決不是由外部強加到整個社會之上的力量,而是由于社會的發展尤其是階級社會的發展,使社會自身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且無法擺脫的對立面。這些對立面就是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擁有了剩余產品,以此為基礎,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并可以無償占有他人剩余勞動尤其是徹底失去生產資料的人的剩余勞動;一部分人失去生產資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生存并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無償占有剩余勞動。階級為了“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就說明,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也可以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這與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相反,這些思想家認為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那么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既然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國家需要把這種沖突保持在一個“秩序”之內,那么這個秩序,這個國家的性質和利益必然屬于在歷史中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因此,國家必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沖突,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合法化、固定化。于是,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并可以無償占有他人剩余勞動尤其是徹底失去生產資料的人的剩余勞動,就成了統治階級;一部分人失去生產資料,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生存并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無償占有剩余勞動,就成了被統治階級。這樣,在奴隸社會里,國家是奴隸主借以統治的工具;在封建社會里,國家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工具;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國家的存在就這樣深刻體現了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因此,國家不可能屬于全民的國家,更加不可能代表全民的根本利益。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和國或君主立憲制國家,這些國家所代表的也依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盡管它提出了優于封建專制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但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本身就應該要求對無產階級的各種壓迫和剝削合法化、合理化、永恒化、制度化,所以資產階級利用共和國或君主立憲制國家把無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局限在資本主義秩序內、資產階級的條條框框內,以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綁架人民的利益。在經濟上,資產階級通過資本主義私有制把工人置于自己的資本控制之下,并以產業后備軍的存在脅迫工人要服從企業的一切利益,對工人階級實行一系列的監督、管理,強行把工人階級的利益綁架起來,使工人不得不依靠資產階級生存和發展,并造成工人階級必須依靠資產階級才能實現富裕的假象;在政治上,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產階級組成的財團操控著國家機器,一切法律條文的最終解釋權歸資產階級所有,只有真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或無法撼動資產階級統治的政黨或團體才有真正的發言權,議會、法律、普選權都是資產階級統治、欺騙工人階級的工具,雖然普選制是“衡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但在現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中,“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東西。”(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議會、普選制唯一的作用僅僅是團結、組織起工人,并作為運動陷入低潮時期戰略退卻和繼續斗爭的工具,絕不能幻想能為工人階級提供什么更多的東西。普選制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根本上說來只是決定由統治階級內部哪一個集團充當統治者來鎮壓人民,只是決定哪一套剝削方案作為最佳方案而已。必須記住,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并不能限制資產階級的統治,相反,“‘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里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列寧《國家與革命》)同時資產階級依舊利用警察、軍隊、監獄等一系列暴力機關作為維護自己統治秩序的手段對人民實施嚴厲的監管、威脅和控制。在文化教育上,資產階級只會讓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對人民實行奴化教育和宣傳,使人民認為支持自己的一切才是對的,或者不威脅自己的統治才是對的,并為自己培養符合自己利益的人才。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許多后路或保留條件,以保證資產階級‘在有人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剝削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地位和試圖不像奴隸那樣俯首聽命時,有可能調動軍隊來鎮壓工人,實行戒嚴等。”(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資產階級國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帝國主義國家了。由此可見,無論哪個時代,國家絕不是屬于全民的國家,而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國家,當帝國主義戰爭造成一系列死亡和毀滅時,金融資產階級只會想到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戰場,犧牲更多的物資進行掠奪性爭霸性戰爭,對自己控制下的殖民地附屬國人民進行更加殘酷的壓迫,在炮火與悲鳴中掂量著如何大賺一筆,由這樣反動的階級所統治的國家一樣是反動的寄生物,它必須被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摧毀,而無產階級已經開始聯合起來摧毀它了。而第二國際考茨基等人以及孟什維克無視這一鐵的事實,無視生靈涂炭哀鴻遍野、無視無產階級革命的吶喊,繼續打著“保衛祖國”的旗號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以及全體被統治階級最大的背叛!考茨基等人庸俗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用少數多數的概念偷換階級專政統治的概念,粉飾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企圖把人民繼續引向深淵,可以說是罪大惡極!

  列寧指出,“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凌駕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么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要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不可。”(列寧《國家與革命》)而考茨基等人卻忽視或抹殺了這點,依舊大肆宣揚民族的國家,高呼所謂“保衛祖國”。

  國家這一存在既然在歷史中是充當階級統治工具存在的,并且作為社會的寄生物存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是階級斗爭最簡化和最后的階段,階級消滅了國家也就應該隨之消滅,那么是否意味著無產階級及其他被統治階級應該立即徹底消滅國家存在呢?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家機器應該可以在一天之內被徹底消滅。然而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后必然遇到三大問題:

  1,資產階級在被推翻后依舊掌握著生產資料、貨幣及一切管理技能和所謂商業秘密,他們與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依舊存在密切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不斷產生資本主義因素的小生產依舊存在。無產階級應該如何把資產階級所擁有的東西奪取過來,應該如何消滅私有制、消滅不斷產生資本主義因素的小生產、建立公有制,應該如何更好地組織起社會生產呢?

  2,資產階級被推翻后絕不會善罷甘休,而是以瘋狂十倍的反撲企圖重新恢復自己的統治,無產階級應該如何鎮壓反動派的反撲,鞏固革命成果呢?

  3,資產階級與國際資本依舊存在緊密的聯系,甚至存在一致的利益,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必然威脅國際資本的統治,國際資本勢力便會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進行聯合的剿殺,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應該如何抵御國際資本的剿殺,捍衛革命成果?

  三大問題直接擺在了要求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無產階級面前,要求無產階級至少是其中最覺悟的先鋒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么國家是否存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階段,即不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而是完全相反,由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反抗進行專政的階段呢?換個說法,無產階級是否可以利用國家機器鞏固革命成果,并且把革命引向最終勝利呢?

  列寧及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列寧認為:“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要求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且要求建立屬于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屬于無產階級的政權,以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保持革命的勝利并前進展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建立政權并不意味著革命的勝利,而是向最終勝利邁向決定性的一步。建立政權以后,無產階級革命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保持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階段,使政權成為不可戰勝的。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后必須完成(1)對資產階級及地主反抗的鎮壓;(2)把勞動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組織經濟建設,并按照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這一方向進行工作;(3)組織革命軍隊,抵御外部反動勢力的入侵,支持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以及殖民地附屬國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進行進一步的斗爭。一句話,無產階級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必然需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提出過萌芽式的思想:“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就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于馬克思主義之中,并且使人認識到無產階級必須先奪取政權,取得政治統治地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且這個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后就應當立即開始消亡,因為這個國家要求消滅私有制從而要求消滅階級,因此它的一切活動事實上也在消滅著自身,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當時由于缺乏典例式的實踐,一些具體的原則并不能很好地提出來,但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始終沒有放棄對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探索,并始終要求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一向要求把理論和任務嚴格建立在事變的實際發展上、嚴格以實際的歷史依據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1852年時仍未知道以什么樣的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但馬克思在1852年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提法中有過精彩的論述:“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個階級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1852.3.5》)由此可以得知,承認階級斗爭還不行,要成為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要真正把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引向最終勝利,必須在承認階級斗爭的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從馬克思這段論述中不難看出,“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國家與革命》)這樣,無產階級革命既排斥了機會主義,又拒絕了無政府主義。巴黎公社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直接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存在一段較長時間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只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則在《反杜林論》中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并把這個行動作為自己最后一個獨立行動,之后各種對社會的干預便會自行停止,直至對人的管理完全變為對物的管理,社會真正變成自覺的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共同體時,即達到共產主義社會時,國家才自行消亡。因此,考茨基等人由于扼殺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決定性作用,他們就陷入了機會主義,陷入了“把承認階級斗爭的領域局限于資產階級關系的領域”,從而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反面。

  無產階級專政本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不受法律限制,憑借暴力,得到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的同情和擁護。”這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不需要法律,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運用國家機器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某一條法律條文不再適合革命的進展,無產階級有權廢除這條法律。同時也表明,無產階級專政絕不可能是“完全的”民主,而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階級和一切窮人)國家和新型專政(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列寧)。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從暴力革命中誕生,馬克思當年就生動地把暴力革命比喻為“新社會的助產婆”,舊社會必然孕育著新社會的一切因素,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新社會才能真正地掙脫舊社會的束縛誕生在世人面前。雖然馬恩二人后期曾假定和平發展的可能,至少在歐洲大陸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可能的,但是在壟斷資本主義誕生后,特別是帝國主義成型并且展開世界戰爭后,這種和平發展的條件就已經徹底消失了,于是,“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的先覺條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必然規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這種新型的國家形式集中體現在蘇維埃政權上,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原則和特征。對于舊有的國家組織來說,蘇維埃政權的優勢在于(1)是“無產階級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眾組織”;(2)它最能夠團結起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群眾,最容易和最充分實現群眾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對群眾斗爭的領導;(3)是群眾革命斗爭最強有力的機關;(4)是群眾直接的組織,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民主,極大地發揮群眾的革命毅力、首創精神和創造能力;(5)能把各地蘇維埃同一成一個總的國家機關,統一成為蘇維埃共和國;(6)人民群眾是真正參與國家民主管理的主體,國家職能變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計算的手續,是大多數甚至是全體居民,都能夠辦理,都能夠勝任;(7)主動賦予各民族自決權,實行廣泛的地方自治,積極消除民族差異,在政權運行上不分民族地位,各族的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充分地參與國家管理。一句話,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取代舊階級對全國范圍內的統治,并賦予地方和民族一定的自由和自治,在堅持國家領導、統一的前提下,實行全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讓全國勞動者充分參與國家管理,實現民族及地方的解放的民主集中制國家。這個新型的國家形式“適合于他們完全擺脫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于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它的原則、它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堅持無產階級先鋒隊即無產階級政黨——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它要求工農依靠它自身聯合起來進行對剝削者的斗爭,要求勞動人民這個多數專政剝削者這個少數;它最富有國際主義精神,不僅摧毀任何民族壓迫而且依靠各族各國勞動人民聯合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它能在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基礎上改造小資產階級、改造小生產,并把這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并讓他們積極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甚至融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它能把立法權和行政權結合起來,用生產單位代替地域選區,把工人和勞動群眾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系起來,教導他們自己管理國家;它的武裝是由被壓迫人民自覺組織起來并且是反抗本國和外國資產階級壓迫的解放工具;它是為消滅舊制度、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以國家形式制造國家消亡的條件的國家組織。它是比起資產階級國家更高級的民主機構,“是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列寧)“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的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的發展和完成。”(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盡管蘇聯在后來的實踐中有不少理論上提出的政權原則都還沒有很好地貫徹和實踐,這其中既存在生產力因素不發達、群眾覺悟程度不高、官僚主義依舊存在、黨自我批評力度不夠、反動勢力阻撓等各種因素,但它已經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展現出完整的藍圖,提出了完整的原則,構成當代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及理論的不可磨滅的一大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大完善、創新和發展。

  【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使得歐洲各國加重了對勞動群眾的壓迫和剝削,這迫使勞動群眾奮起抗爭,革命的幽靈又一次降臨在歐洲的上空。然而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們卻與資產階級政府沆瀣一氣,提出“保衛祖國”,“保持國內和平”的口號,反對革命運動。針對這些論調,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針鋒相對地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將各資本主義政權發給工人階級彼此屠殺的武器對準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

  根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于帝國主義的分析,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必將導致大戰,大戰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遭到削弱并出現薄弱環節,當時連資產階級革命都未能完成的俄國正處于這樣的薄弱環節。在這樣的時機下,如果俄國的革命家及其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政黨能帶領具有較高政治覺悟的工人階級執行正確的革命路線,那么俄國無產階級就能在一國率先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制度。這個觀點被后人稱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馬、恩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是指共產主義的共同勝利,而非社會主義的共同勝利。且這個“同時”或者“一下子”更象是指空間上的所有的意思,而在時間上則是可以有快有慢,從而有先有后的。【余斌《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因此,有些人所述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違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共同勝利思想”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在俄國的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革命被提上了日程。為了保證革命的順利進行,列寧等革命家為了對各類機會主義派別在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政權問題上的種種謬論進行了系統的批駁,指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在帝國主義時代,出于資產階級進一步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的需要,國家官僚機關和軍事機構的力量大大加強。面對武裝到牙齒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要想擺脫他們的壓迫,必須掌握武裝,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本階級的專政。在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必須首先摧毀反動政府的武裝力量和司法機構等直接的暴力工具,并對銀行、郵政、交通運輸等經濟機構實施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其從為資產階級服務轉變為為無產階級服務。由于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必然導致反動勢力各式各類的反抗和破壞,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建立的革命政權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將全體勞動群眾動員起來,與敵人和投機分子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思想領域進行堅決無情的斗爭。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也是布爾什維克在政治方面與其它“社會主義”派別最大的區別所在。】

  正是布爾什維克人對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堅持,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以及反帝反封建斗爭指明了道路與方向,完整闡釋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內涵,令俄國無產階級更好地發揮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貼合俄國國內外斗爭形勢,使俄國革命走上正軌,并使俄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以一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基礎支援多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殖民地附屬國獨立解放。

  當年各階級的代表紛紛為國家的前途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并且各方之間的爭論與斗爭早在革命準備年代時(1903——1905)進行得十分激烈,早已預示著行將到來的公開的階級斗爭。對于1905——1907年間以及1917——1920年間革命斗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革命準備年代時的報刊中找到它們的最初提法。(列寧《共產主義運功中的“左派”幼稚病》)如此看來,當年俄國各階級代表之間的激烈斗爭恰恰說明那個時候的俄國各階級已經行動起來,在相互的斗爭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派別,都在為未來的戰斗而組織起來,鍛煉起來,使自己的理論趨于成熟,也就是說,俄國當年一切派別包括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及戰略絕不是偶爾地、突然地提出來的,而是基于俄國國內外矛盾,經過長期的、激烈的斗爭提出來的,并不斷地豐富和成熟。

  列寧及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前夜所提出的觀點當然遠遠不止上面所提到的幾點,但這幾條觀點卻十分鮮明地展示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和觀點,這幾條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使真正代表俄國無產階級利益的布爾什維克與其他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及其他自稱能夠拯救俄國的派系涇渭分明,讓我們更加清晰地明白為什么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觀點是正確的。它們經得起廣大人民群眾參與革命斗爭的考驗,真正切合歷史條件和革命運動,把握了歷史發展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規律,與革命群眾緊密聯系。這些觀點至今為止依舊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依舊能夠為當今社會的革命運動找到方向,其光輝從未磨滅、從未減弱,一直指引著我們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道理繼續前進。

  03 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中的策略和行動及資產階臨時政府的真面目

  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后,戰火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俄國也陷入戰爭的泥潭之中。無數炮彈在被火星點燃的空氣中日夜不息地交織著,人民聽不到鳥兒唱歌,而是沒有停歇的炮火的轟鳴聲。無數人被帝國主義政府送往戰場,替帝國主義爭奪世界的霸權,奴役同是被帝國主義統治和壓迫的殖民地附屬國人民,與同是被統治被壓迫的其他國家的人民自相殘殺。在不少人還在忍受饑寒時,無數的物資被送上戰場,人民對和平與富足的向往連同被炮火摧毀的大量物資在戰場上化為灰燼。一名俄國士兵曾在日記中抱怨道,軍需物資已經不夠了,新的補給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卻依然要上戰場搏殺。歐洲大陸遍地狼煙、哀鴻遍野,蕭條、失落與恐懼充斥著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但銀行家、投機家、政客卻在這場戰爭中大發橫財,代表他們利益的帝國主義當局還時刻掂量著如何把更多的人民送上戰場,把更多的物資送上戰場,好為自己爭得霸權的同時牟取巨額利潤。

  這場對各國勞動人民來說毫無意義的戰爭卻要讓勞動人民去進行,而制造戰爭的帝國主義卻加緊對勞動人民的壓迫與剝削,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日益看清帝國主義當局的反動本質,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革命性最徹底的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把進行打倒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上日程。

  戰爭使本已貧窮的俄國人民更加貧窮,俄國人民身上背負的枷鎖更加沉重,他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工廠繼續為生存忙碌勞命,繼續在農田上為生存風吹日曬,而是為了帝國主義的戰爭,為了統治者的霸權與利潤,甚至自己也被送上戰場,任由戰爭的車輪把自己的肉體碾碎。這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給俄國人民唯一的卻是災難性的作用。

  “你又貧窮,你又富饒,你又強大,你又衰弱,俄羅斯母親!”——(俄)涅克拉索夫

  當年俄國社會的真實寫照不過如此。

  到底存不存在出路,好挽救水深火熱的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受帝國主義愚弄、奴役的人民群眾?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回答道:有!當然存在出路!那就是推翻沙皇腐朽統治,在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立馬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把國家政權及國家生活的一切牢牢掌握在人民尤其是工農兵手中。

  俄國革命能進展得如此迅速,使無產階級及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任務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即推翻沙皇后立即要著手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奪得全國政權,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俄國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運動中積極進行階級搏斗和表現出的革命毅力,是俄國無產階級對沙皇腐朽統治的痛恨與積極的反抗斗爭令俄國無產階級成為革命隊伍中最徹底最強大的力量,它已經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無需再依靠任何階級進行革命斗爭,因而革命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解放前進,必須在推翻沙皇后立馬著手推翻資產階級統治。

  俄國無產階級的第一次革命(1905)就已經充分體現了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數百萬的工人和農民積極參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爭,這場運動讓俄國無產階級明白,自己是獨立的不依靠任何階級進行斗爭的政治力量,自己一樣可以組織政治斗爭,建立屬于自己的政權。

  1905年的革命斗爭已經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撬開了土壤,為更大的更徹底的革命埋下了種子。俄國一切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與地位同樣在這場風暴中展現或暴露出來,各階級的本質、利益、力量、行動方式及當前和未來的目的的真正相互關系已經向全世界完整地展現出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實質,它的腐敗、丑惡、殘酷及反動,已經因為它在這場革命運動中所制造一系列反動暴行而最極限地暴露出來。“正是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猶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鮮血灑遍了俄國,正是這些占有幾百萬俄畝土地的‘頭號‘地主為了保全自己和本階級的‘神圣的私有制’而無惡不作,無罪不犯,任意摧殘和扼殺國民。”正因有了1903——1907年的革命斗爭和1907——1914年的反動時期俄國各族階級的“自決“,二月革命爆發了,短短8天,沙皇制度便以摧枯拉朽之勢倒臺了。(列寧《遠方來信》)可見,恰恰是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及革命行動引起了各階級公開登臺,進行更為明顯更為激烈的斗爭,迫使各階級明確相互間以及對沙皇的態度更加明確起來,才引起了沙皇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加速下迅速覆滅。而無論是1905年的革命,還是二月革命,無產階級始終是兩場緊密聯系著的革命運動中的先鋒隊、主力軍,并為兩次革命作出偉大的貢獻與犧牲。

  可以說,這場革命運動中俄國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場并積極推動著俄國革命的發展,俄國無產階級已經有能力主導革命的進程,使革命按照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方向前進。欠缺的是無產階級的更為徹底的覺悟,以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勞動者例如農民更多的擁護與支持。

  除了俄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并成為革命中的積極的堅定的徹底的和強大的力量以外,能造成革命進程的劇烈變化的還有一種催化劑,它能夠大大加速世界發展進程并引起空前嚴重的世界危機,讓俄國階級矛盾瞬間激化至極點,令俄國各階級明確地表明自己對沙皇制度的態度,并迅速地熟悉地按著自己的階級利益、政治傾向以及成熟的行動手段活動起來,讓羅曼諾夫王朝迅速被碾碎在歷史的車輪之下。這個催化劑,“這個萬能的‘導演‘,這個強有力的加速者,就是帝國主義大戰”,“說這次戰爭從雙方來說都是帝國主義戰爭,這在目前也是無可爭辯的了”,“進行這次戰爭都是為了掠奪別的國家,為了扼殺小民族,為了確立對于世界的金融統治,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國工人的手段來挽救瀕于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列寧《遠方來信》)(二戰及冷戰結束后,資產階級們則選擇依附與美國財閥來保存資本主義制度,并繼續采用愚弄和分化各國工人的手段,甚至已經開始采用分化本國工人,培養工人貴族的手段了,各方反抗勢力以及力量不足,才有今天暫時的“和平”。)

  “帝國主義戰爭客觀上必然要異常加速和空前加劇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必然要轉變為各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列寧《遠方來信》)

  當時參與打擊沙皇制度的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俄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及他們所有不自覺的追隨者,加上英法兩國的大使和資本家,即作為俄國資產階級和地主領導者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也紛紛參與此次打擊沙皇制度的革命之中,并且是革命真正的主力軍。前者需要動用后者的力量鞏固自己的統治,后者雖然已經有能夠獨立進行斗爭的力量與使命,但由于后者中不少人還尚未有獨立斗爭的覺悟,他們依然因革命進程還處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產生必然的對資產階級的信任與(僅僅是)意識上的依賴,他們尚未真正看清整個革命運動的力量對比,尚不知道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任務,更看不清資產階級的真面目,尚不知道資產階級在解決國內危機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因而他們必須把這場最大功勞歸于自己的革命的勝利果實讓渡給資產階級。由此在二月革命后出現了兩大政權,一是站最高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二是依賴于這個政府而存在的工農革命政權——工兵代表蘇維埃。

  “戰爭的鐵鏈已經把各個交戰的國家,各個交戰的資本家集團,資本主義制度的‘主人們’,資本主義奴隸制的奴隸主們連在一起了。”(列寧《遠方來信》)轉向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例如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則將布爾什維克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的主張痛斥為幻想,并向工人及勞動群眾粉飾資本主義的力量、生命力和適應性以繼續奴役和分化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資產階級并沒有使人民擺脫戰爭的苦難,解決尖銳的國內危機,他們沒有辦法拖延由于戰爭帶來的革命危機。同時,革命危機已經開始在所有國家中以不可抵擋之勢日益發展起來,幾乎所有主要參戰國都因為戰爭而陷入無組織的混亂狀態之中。

  “在無組織現象最嚴重而無產階級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質,而是因為有‘1905年’的富有活力的傳統)的沙皇俄國,革命危機自然就最先爆發了。”這一危機由于俄國及其同盟國在戰場上的多次嚴重的失敗而加速到來,動搖了整個舊有的上層建筑,引起了一切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對沙皇制度的仇恨,軍隊也被激怒了。一時間,充斥著舊貴族的陳舊保守和腐敗的官僚性質的舊軍事指揮人員被大批地清除,年輕的、生機勃勃的、多半是資產階級、平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新軍事指揮人員。最落后最野蠻的沙皇制度就這樣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被燒毀了。

  沙皇制度覆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試圖單獨與德國方面妥協和議和,迫使英法帝國主義勢力利用與俄國十月黨人及立憲民主黨的資本的聯系直接策劃推翻沙皇的陰謀。可以說,俄國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背后正是英法兩國金融資產階級,哪怕是在革命時期,他們也絕不可能真正代表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方向,因為他們代表的始終是帝國主義的利益,繼續幫英法帝國主義賣命,充當帝國主義在俄國的代理人。這就是俄國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真實面目!

  實際上資產階級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在做著帝國主義在俄國的代理人工作了,盡管那個時期帝國主義在俄國的代理人依然是沙皇政府,然而正如我之前所指出,資產階級在俄國已經失去了其革命性,已經與沙皇妥協和聯合,共同對人民進行更加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同時俄國地主階級本身也在資產階級化,一句話,資產階級實際上在二月革命前就已經隱蔽地統治著俄國。沙皇制度成為英法帝國主義勢力與俄國資產階級達成協議的犧牲品,使俄國資產階級摘掉沙皇制度的面具正式登臺進行公開的統治,并把自己在革命前夜以及在戰爭時期所干過一切反動的勾當全盤推給沙皇。二月革命根本上來說只不過是俄國資產階級勢力取得正式的統治地位,只不過是換了個帝國主義代理人而已。當年資本主義在上升時期時,資產階級革命所成立的政權為被封建專制壓迫的人民帶來了自由和光明,克倫斯基等人妄圖依靠復制資產階級這一歷史功績來為自己的統治貼金,卻實在沒想到自己的政權是在資本主義走向反動的、垂死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中得到的,而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一切革命性已經是沒有了,這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注定是反動的帝國主義附庸。

  正如列寧在《遠方來信》中指出的一樣,革命工人已經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國地方為反抗君主專制、為爭得和平和自由、為農民爭得土地、為自己爭得面包、為反對帝國主義廝殺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犧牲;而英法帝國主義勢力則趁機勾結沙皇朝廷中的資產階級分子陰謀奪權,在無產階級為革命拼斗的同時悄悄安排了一個能夠代表自己在俄國利益的完全拼湊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無產階級打擊時迅速取得政權。(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蘇聯時期,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以及未能徹底解決的官僚主義問題,使得國內潛在的資本主義勢力沒有得到徹底的根除,甚至影響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催生工人貴族,并加速工人貴族朝資產階級方向轉變,造成蘇聯潛在的資產階級統治,而蘇聯的各種腐敗也與這種潛在的資產階級統治密切相關,成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根本上來說,蘇聯解體就是潛在的并已經潛在地統治著蘇聯的資產階級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而已,而蘇聯政體則成為他們對自己的反動暴行推卸一切責任的籮筐。)

  革命看起來如此迅速,至少是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徹底,實際上就是沙皇制度已經不符合兩大階級的利益,一方面是英法帝國主義者推動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奪取政權,繼續幫英法帝國主義進行戰爭,好使他們從中謀取巨額利潤,爭得世界霸權;另一方面是俄國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迫切要求停止戰爭,進行爭取和平、自由、面包的具有深刻革命性質的運動。兩種完全相反的政治社會傾向就這樣“和諧地”匯流起來了。

  然而革命工人從來不會去支持用英法金融資產階級的鈔票堆成的、和沙皇政府一樣丑陋的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的帝國主義,相反,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壞俄國一切的舊制度舊規矩,還要徹底破壞可惡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個短暫的特殊歷史關頭,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圖謀另換君主、最好換成另一個聽話的、徹底付出帝國主義利益的羅曼諾夫,這就一定程度上幫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絕不可能就此為止。革命工人已經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國地方為反抗君主專制、為爭得和平和自由、為農民爭得土地、為自己爭得面包、為反對帝國主義廝殺而站在革命的最前沿,身先士卒,作出最英勇的犧牲;而英法帝國主義勢力則趁機勾結沙皇朝廷中的資產階級分子陰謀奪權,在無產階級為革命拼斗的同時悄悄安排了一個能夠代表自己在俄國利益的完全拼湊好的政府,并在沙皇遭到無產階級打擊時迅速取得政權。俄國資產階級已經繼承了腐朽反動的沙皇一切腐朽反動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新穎更進一步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更徹底地支持帝國主義,因此俄國無產階級不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不把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就不可能進行地徹底,甚至會完全中斷。由此,沙皇被推翻以后就是兩大對立階級的正式對抗。

  盡管二月革命相對于沙皇統治時期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說在言論自由方面十分有利于個工人階級進行斗爭,但列寧指出,這一切都是因為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起來斗爭而理應爭取到的權利,但事實上是很不夠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能夠作出這些對人民有利的舉措只不過是“它不得不許諾給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礙這個政府保持其統治人民的權力和能繼續進行帝國主義大廝殺為限度的。” 列寧進一步提出,工人不應該支持這個新政府,相反,因為獲得自由和徹底推翻沙皇政權的唯一保證就是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加強、擴大、發揮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作用、意義和力量,所以這個新政府理應支持工人。(列寧《遠方來信》)

  既然革命必須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方向過渡,那么無產階級絕不可能依靠臨時政府這一帝國主義走狗政權來進行革命活動,只有依靠蘇維埃這一比資產階級政治機構更民主更高級真正能代表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人提出必須把一切政權轉移至工兵代表蘇維埃,至少是以和平的方式。

  列寧認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是應該推翻的,因為在革命后幾個月內臨時政府一切行動都已經表明自己的反動性質,它要求繼續帝國主義戰爭,故意拖延立憲會議召開,維護封建地主所有制,勾結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幫助資產階級在戰爭中侵吞公共財產大發橫財,甚至已經開始鎮壓人民對自由、和平的要求。但由于工人代表蘇維埃同它之間有各種協議作依靠,不少未覺悟的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者代表依舊愿意選擇妥協,而工人代表蘇維埃則是完全真正地反映大多數工農的意識和意志的唯一的可能的政府,因而決不能用尋常的方法去推翻。(列寧《論兩個政權》)

  對于俄國整個階級力量對比,以及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為自己的斗爭策略作出了規定,其中這些策略集中體現在列寧對于革命形勢分析的幾篇文章以及著名的《四月提綱》中。

  針對無產階級已經可以形成獨立的革命力量進行革命斗爭,但由于工農普遍的覺悟程度較低又受到臨時政府及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的蠱惑,布爾什維克欠缺無產階級的更為徹底的覺悟,以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勞動者例如農民更多的擁護與支持的現實狀況,列寧要求道黨在剛剛醒悟過來參與政治生活的極廣大無產階級群眾中進行工作時必須適應這種特殊條件,要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要耐心地、系統地、堅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來說明他們的策略的錯誤。只要布爾什維克還占少數,就要堅持進行批評,揭露錯誤,同時向工農說明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必要性,使群眾在實際斗爭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對于作為同盟者的農民,列寧指出,占俄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是半無產者以及一部分小農群眾,這批群眾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他們極易受影響而徘徊在兩大斗爭階級中間,而戰爭的殘酷教訓必然把他們推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迫使他們跟著無產階級走,要利用新制度相對自由的環境,通過工人代表蘇維埃來以最大的努力啟發和組織這批群眾,成立農民代表蘇維埃、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使他們可以脫離富農而獨立組織起來。

  既然革命要過渡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那么布爾什維克在經濟領域的策略則要求把全國銀行合并成一個全國性的銀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不是直接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即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以解決無秩序無組織混亂的充斥著投機取巧的經濟局面。要立即著手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收歸國有,交給農民代表蘇維埃和當地雇農支配,由雇農代表進行監督,由公家出資經營。

  而針對舊有的國際,列寧提出革新國際,要求發起建立真正革命的國際,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立派決裂。

  而帝國主義戰爭已經讓俄國人民無法承受了,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依然為著利潤、霸權和向英法帝國主義獻媚而繼續要求人民去送死,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要求必須立馬停止戰爭,與德國締結和約,軍隊舉行聯歡。列寧認為,二月革命是停止戰爭的第一步,但只有邁出第二步,即把國家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中,才能保證停止戰爭,而這將是突破全世界資本利益戰線的開始,無產階級只有突破這條戰線,才能永遠保證和平,永遠保證全人類的幸福。現今的和平主義者妄圖依靠資產階級大發慈悲來維護所謂來之不易的和平,實際上這種脫離階級斗爭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談和平的行為是對現今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繼續對人民進行剝削和為小資產階級提供攀升從而騎在人民脖子上的機會,是無法保證徹底的和平,甚至屬于一種對無產階級的愚弄和欺騙。

  對于已經滿目瘡痍的俄國大地,戰爭再持續一天也是一種煎熬,立即退出戰爭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一種戰略撤退,更何況這場戰爭對于俄國人民來說毫無意義。有人總是以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角度詬病布爾什維克賣國,什么列寧是德皇的間諜,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的無知,不了解當時俄國人民與帝國主義戰爭間的關系,漠視無產階級群眾的根本要求,脫離時代說空話,賣弄著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是替帝國主義戰爭辯護,替金融資產階級的霸權和利潤辯護。

  列寧及布爾什維克在過渡時期所進行的宣傳、鼓動和斗爭活動是極其艱難的,列寧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只要一個政權,它是不會允許有另一個由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勞動者所掌握的政權存在的,它會慢慢侵吞而且已經開始侵吞這個尚屬弱小,卻有著無限希望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了。先是已經投向資產階級懷抱中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愚弄工農繼續向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讓渡權力,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一切行為,然后通過安排更多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所謂代表進入蘇維埃大會,以被綁架的民意營造布爾什維克無人支持的假象,強行把布爾什維克限制為少數派。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在多次會議上發表演講都會遭到這些人的起哄、詰難和抵制,是布爾什維克提出的一切行動綱領和策略無法徹底貫徹到實踐中去,但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從沒有放棄過斗爭,相反,他們以極其堅韌的革命毅力和鋼鐵一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紀律進行革命斗爭。列寧曾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曾提到正是布爾什維克人具備這一品質,才能保證革命的成功。

  孟什維克等人對工農的糊弄已經由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所作所為和群眾自發的反抗臨時政府的運動所揭穿了。

  二月革命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還沒有徹底完成自己給予人民群眾自由的任務,就已經開始恢復從前的專橫了,他們對前線士兵實行死刑,把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送上法庭,搗毀工人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報刊,甚至經常在無罪名的情況下或在顯然是誣告的情況下肆意逮捕布爾什維克人(如果布爾什維克人沒有真正表達工農的根本利益和革命運動方向,那又怎能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利益,引起他們的驚慌,從而瘋狂進行迫害呢?)。人民要求和平,而臨時政府依舊為了和英法秘密簽訂的條約而重新恢復侵略戰爭。糧食已經沒有了,或者說大量被浪費在戰爭中和掌握在富人手中,饑荒隨之而來,資本家和富人靠戰爭的軍事訂貨瘋狂盜竊國庫,哄抬物價贏得更大利潤,絲毫不讓工人參與管理和監督,甚至在人民苦于商品匱乏的時候把工人趕出大門。被愚弄的人民苦苦等待著無限延期的立憲會議的召開。以上就是臨時政府所承諾過的“民主”、“自由”、“解放”、“和平”!

  群眾已經在這段時期的實踐中明白,這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連同執政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等仍然是革命的敵人、人民的敵人,如果不行動起來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業必然遭到失敗,群眾已經愈來愈憤怒了,已經忍無可忍了!

  群眾的這種情緒導致了4月下旬自發的群眾運動,甚至有人全副武裝去瑪利亞宮逮捕各部部長,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已經開始搖搖欲墜了。然而,原本可以在那個時候把政權拿到手的蘇維埃政權,卻遭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百般阻擾,導致與政府的妥協進一步束縛自己的行動,失去了奪權的最佳時機。資本家見政府已經無法維持,于是采取了1848年以后幾十年中用來愚弄、分裂工人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所謂“聯合內閣”,由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叛徒組成的聯合內閣。歷史已經表明,這種手段對于資本家用來鎮壓工人運動來說十分奏效,即使是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選擇與自己妥協甚至是完全依附的工黨一同參與政治,或者說自己披著工黨的皮進行統治,營造十分和諧的景象,仿佛資本家和工人已經手拉這手,共筑和諧社會了,一切都是愚弄,一切都是欺騙!蘇維埃中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分子選擇與臨時政府合作,進行所謂的監督,實際上成了“不管部部長”或非正式的部長。

  6月9日,布爾什維克人準備進行示威,試圖有組織地表達人民日益增長的不可抑制的不滿和憤怒。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失去了在人民中的威信,他們對游行示威陷入了恐慌,害怕自己出賣工人利益,倒戈到資產階級,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真實面目徹底暴露,徹底被揭穿,他們就到處對游行示威進行狂吠,并領導小資產階級轉向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聯盟,甚至已經提出解除工人武裝的要求了。

  6月危機的歷史意義和階級意義就在這里了。布爾什維克人取消了示威,他們絕不愿意在這個無產階級尚未形成自覺的,得到更多非無產階級勞動者支持的情況下同聯合起來的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作殊死斗爭。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人為了自己的支持度,開始假惺惺扮演為人民斗爭的英雄角色,于6月18日舉行總示威。這是他們處于兩大階級斗爭之間搖擺不定,由傾向于反革命一邊所決定的,是小資產階級為了免于自身在兩大階級斗爭中被徹底消滅所決定的,決不能說他們真正代表了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革命的發展方向。

  資產階級對此憤怒了,他們認為小資產階級開始倒向無產階級方面了,于是他們決定重新恢復掠奪戰爭來麻痹民主派的行動。

  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進攻是完全違背大多數勞動人民意志的,這次進攻一方面使軍權(也是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對群眾采取暴力鎮壓,迫害國際主義者,取消鼓動自由,逮捕和槍殺反對戰爭的人。6月危機讓資產階級用鐵鏈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當奴仆一樣鎖住了。

  7月3——4日,群眾的憤怒徹底爆發了,由于革命時機還沒有成熟,布爾什維克人試圖制止這場注定引起大量流血的暴動,設法使它采取最有組織的形式。示威群眾代表則向工人代表蘇維埃提出奪取全部政權的請求。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被資產階級用鐵鏈鎖住的奴隸,他們替資產階級賣命出賣群眾利益的真面目則在這場運動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他們污蔑七月群眾示威是一場布爾什維克人主導的陰謀,拒絕群眾對工人代表蘇維埃奪取全部政權的要求。他們同意資產階級把反動軍隊調進城市進行鎮壓,同意恢復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的武裝,同意非法逮捕、緝拿人犯和查封報紙,已經成了徹底的公開的資產階級走狗了。這些小資產階級代言人害怕破產而淪為無產階級,害怕革命而失去爬上資產階級位置的機會,所以他們尤其是他們的領袖最喜歡跟著資產階級跑,愚弄人民群眾去支持資產階級,他們雖然能讓資產階級作出小小的讓步,然而在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卻充當資產階級的尾巴,成為資產階級最軟弱無力的附屬物,金融資產階級的工具,最順從的奴仆。布爾什維克人提出,必須拒絕和資產階級妥協,勞動群眾必須站在無產階級這邊來,只有革命工人才能徹底粉碎資本家的抵抗,引導農民奪取土地,獲得完全自由,戰勝饑荒,贏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7月的群眾運動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出賣,被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殘暴地鎮壓下去了。當局采取了更嚴厲更殘暴的措施鎮壓人民,他們強行解除工人武裝,把支持革命的彼得格勒衛隊送往前線替自己進行掠奪戰爭,到處搗毀布爾什維克的報刊機關,搗毀布爾什維克的中央辦公處所,并下令逮捕列寧。也是在那個時候,工人代表蘇維埃完全成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附屬品,資產階級通過這場流血事件完全掌握了政權。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甚至在要求恢復沙皇制度的科爾尼洛夫叛亂爆發時與叛亂分子同謀進行反革命活動,而立憲民主黨則在這場反革命陰謀中起到主要的作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了反對群眾的革命活動已經到了敢否定二月革命的地步了。而布爾什維克人在鎮壓這次叛亂中起到領導和組織的作用,他們在反對科爾尼洛夫的同時繼續加大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揭露,不少工人和士兵積極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對叛亂奮起抗爭。諷刺的是,偏偏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行動才迫使以自由民主自我標榜的臨時政府作出“革命”的決定:他們群眾的壓力下被迫下令逮捕科爾尼羅夫及其同伙。

  經過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俄國勞動人民尤其是積極參加政治斗爭的勞動人民終于清楚地看到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及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反動本質,他們終于明白,無產階級的道路是正確的,必須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認為,如果蘇維埃走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領袖的前面,那么革命就可以和平發展;但是如果蘇維埃仍在原地踏步,那么無產階級起義則不可避免。盡管那時候還不能確定蘇維埃往哪個方向走,但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已經開始出現在布爾什維克人面前。

  在革命斗爭方向還沒有正式明確的時候,布爾什維克人選擇幫助人民盡一切可能不放過可以保證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而這次是最后的機會了。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宣布了一份綱領,要求群眾不向資本家妥協、積極推動全國政權歸于蘇維埃、給各國人民和平(哪怕僅停戰三個月)、土地歸勞動者所有、通過實施銀行及重要工業部門歸國有和工人對全國范圍內的生產和消費的管理和監督的方法防止饑荒和消除經濟破壞、同資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列寧要求為了保證抓住最后一次使革命和平發展的機會,必須向群眾盡可能地全面地解釋綱領的全民性質,說明它是符合大多數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列寧時刻不忘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待起義,他要求馬克思主義者要像對待藝術一樣對待起義,不可以輕易玩弄起義,要在起義條件未成熟之前選擇戰略性的撤退,而在條件成熟以后必須當機立斷,在取得第一次勝利的同時不斷進攻,不斷地取得勝利。不依靠少數人密謀,而依靠先進的階級,應當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依靠革命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即人民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的不堅定的同盟者表現出動搖的時候。今天因為條件不足而選擇暫時性撤退,與明天因為革命條件成熟而奮勇戰斗到底是不矛盾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以及是今天“左”派幼稚病者不同的起義觀,也是布爾什維克能夠取得成功的條件之一。

  而起義的條件,到了十月,由于群眾進一步覺悟,反動派繼續反革命的暴行以及對饑荒和混亂已經是無能為力,布爾什維克找出了一條出路并積極向群眾進行宣傳和鼓動使人民轉而信任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政黨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農民進行了起義,國際環境劇變(德國海軍起義,帝國主義扼殺俄國要求和平的可能),軍事形勢緊張(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陰謀把彼得格勒讓給德國)以及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科爾尼羅夫叛亂而成熟起來。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已經明白,形勢緊迫,革命的和平發展的機會已經是沒有了,起義的條件以及成熟,武裝起義提上了日程。

  10月25日(公元1917年11月7日),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人的領導下,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用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推翻位于彼得格勒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掀起了無產階級革命乃至是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如此看來,俄國十月革命決不是什么陰謀的叛亂和少數人的奪取,恰恰相反,這場革命是俄國和國際的階級斗爭形勢和革命進程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由于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正確分析把握了形勢,由始至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提出切合俄國革命進程和國內外革命形勢的觀點,運用了正確的革命策略,真正表達了俄國勞動群眾尤其是無產階級群眾的根本利益,真正代表了俄國革命運動的前進方向,堅持鋼鐵般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革命紀律,同時大多數參與政治斗爭的群眾自覺擁護布爾什維克人并采取積極的響應行動所取得的光輝勝利;是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在斗爭中走向成熟的必然的勝利,也是屬于全世界無產者的重大勝利。

  十月革命從爆發到工人武裝占領冬宮這段時間是進行地非常順利的,假如革命不像上面所說得如此符合革命進程的要求,符合當時國內外形勢,正確地表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得到擁護,由正確的布爾什維克人領導,十月革命依舊會像4月、6月的危機一樣,像7月流血一樣失敗,更不會把革命推向全國各地至少是核心地區,奪得全面的勝利。

  本單元最后再補充四點。

  第一點就是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維克等反動勢力一直尋求把國家重新引回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而立憲會議恰恰是他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當時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是比歷史上一切政治機關更高級、更民主的國家形式了,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俄國的實現,是保證能最少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在蘇維埃政權成為俄國實際上唯一的政權后,立憲會議實際上已經是多余的甚至是反動的存在了。

  而立憲會議當時的組成部分仍然以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在十月革命前瘋狂出賣人民利益的孟什維克等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他們的選票大多來自沒有充分參加過革命斗爭,眼界有限,覺悟較低的農民,而布爾什維克的選票則來自已經充分參加過革命斗爭并且已經當上國家主人的無產階級及其支持者。

  列寧保留立憲會議正是要讓剩余未覺悟的群眾親眼看一看即使是立憲會議召開后那幫自我標榜代表人民利益的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們的真正面目,讓孟什維克等人自己暴露自己的反動本質。

  布爾什維克人及蘇維埃共和國要真正把革命進行到底,真正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立憲會議必須解散。只有庸俗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及資產階級辯護士才抱有全民民主制的幻想,才會用根本不存在的國家藍圖去愚弄、分化無產階級及非無產階級革命群眾。

  第二點是鎮壓反革命的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根本上就是對反革命勢力的鎮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無產階級革命必須要用強制的暴力去把一切反動勢力徹底消滅,在奪取政權以后更要確保政權的穩固,利用政權更進一步地消滅反革命的反抗勢力。而鎮壓是一種革命實踐,難免存在錯誤,甚至肅反委員會本身也混入了異己分子,并進行一系列破壞。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人尤其是肅反委員必須從錯誤中學習,汲取教訓,以減少錯誤的方法更好地服務于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妄圖恢復舊制度,害怕窮人真正上臺統治自己的資產階級及其走狗才會抓住錯誤不放,反對鎮壓反革命,才會用虛無縹緲的人性概念偷換現實的階級斗爭。在他們談談可憐的無力的人性問題之前,他們自己卻從來沒有思考過資產階級的暴行造成的死亡有多少,從原始積累到三角貿易,從鎮壓工人農民鎮壓殖民地附屬國人民反抗到兩次世界大戰,對工人采取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一直到現在建立了一個極不平等的更為殘酷的由美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這中間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資本主義一直都在制造死亡,哪怕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失誤造成的死亡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行動也難辭其咎,這些小資產階級圣母是否明白?沒有,他們完全無視了這一切,他們只抓住社會主義革命的失誤,又無視了革命者對此的反省與改革,他們只有裝滿淚水的水桶,為向資產階級獻媚而傾盆倒出。

  第三點是與德國簽訂條約的問題。

  我在上文已經提出,戰爭已經讓俄國人民深受其害,人民渴望的是公正的持久的和平,而當時革命成果剛剛取得,蘇維埃共和國還處在十分脆弱的階段,帝國主義隨時準備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俄國革命群眾急需求得一段和平的世界來取得喘息的機會,從而隨時準備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俄國人民自覺的捍衛革命的衛國戰爭。這種情況下,即使戰爭的威脅再拖半天也是對革命有害的,必須把危機先拖延下去,哪怕只有兩三個月。

  事實證明布爾什維克人所選擇的戰略性退卻是完全正確的,停戰不僅是俄國人民取得了喘息的機會,而且讓他們更有力量地打擊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勢力,而最后,當初失去的土地也被紅軍重新奪了回來。

  有些人以條約的簽訂時間接近戰爭結束時間為由痛斥條約簽訂是毫無意義的,可惜歷史給了這些人一巴掌,一戰結束后德國的威脅是沒了,更兇狠的協約國的威脅卻是實實在在到來了。而條約的簽訂不是為了立馬確保持久的和平,而是確保這種和平的第一步,它為俄國人民取得了時間去喘息,去調整,為取得捍衛革命的勝利制造了必要的條件。

  有些人痛斥條約是喪權辱國,說什么列寧是德國的間諜,那么很明顯,這些人的頭腦中依舊充斥著狹隘的民族主義甚至是社會沙文主義,他們和之前的人一樣,同樣是玩弄虛無主義,脫離時代說空話,本質上是在為資產階級效勞的庸俗的小資產階級觀點而已。

  最后一點就是戰時共產主義問題。

  事實上當時國內戰爭以及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軍的戰爭的情況是十分緊急的,剛剛經歷過戰爭和兩次革命的俄國還沒有完全恢復經濟秩序就要馬上投入新的戰爭之中,各種軍需物資是十分匱乏的。因此實現戰時共產主義讓大量的物資掌握在國家手中從而服務于人民的抗擊反革命捍衛革命政權的戰爭是正確的舉措,決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政策。

  同時,列寧早在1918年提出過實現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邁向社會主義第一步的想法,只是戰爭的到來阻撓了這一想法的實現,被迫采取集中的強制的經濟手段。而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事后也對該政策作了深刻的檢討,并創新性提出新經濟政策以恢復國內經濟。由此可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本身也是布爾什維克人針對形勢所作出的正確決定,盡管后期因為對形勢產生一定的誤解而使該政策產生較消極的作用,但決不能因此否定該政策的歷史作用,更不能否定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對俄國革命的巨大貢獻。

  04 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什么?

  十月革命徹底推翻了俄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統治,把騎在俄國人民頭上的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從權力的寶座中拉下來,把他們趕出宮廷,清出大樓,推出莊園,拉出銀行,掃出工廠,接受歷史和人民無情的審判。俄國勞動人民真正地徹底地成為新國家的主人,他們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周圍,依靠蘇維埃政權直接參與國家政治,真正行使國家主人的權力。十月革命作為無產階級第一次取得完整意義上的勝利,是俄國勞動群眾共同創造的奇跡,十月革命同時又讓俄國勞動群眾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歷史的任務及地位,激發俄國勞動群眾的革命熱情、建設國家的積極性甚至是積極支持國際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國際主義精神。

  資產階級和地主被徹底推翻后,蘇維埃共和國把資本家的工廠進行沒收,交由工人監督和管理;徹底消滅封建土地私有制,廢除地主富農的無限權力,把土地交給農村的勞動群眾共同管理和使用;蘇維埃共和國徹底與帝國主義決裂,結束掠奪性戰爭,代之以捍衛革命,捍衛真正屬于俄國勞動人民的蘇維埃祖國,讓勞動群眾在這場正義的戰爭中鍛煉組織能力,指揮能力,作戰能力以及對抗反動勢力的能力,建立屬于自己的功勛,向全世界反動派展示屬于俄國勞動群眾的力量。

  蘇維埃共和國把二月革命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未能真正解決的民族問題進行了從根本上落實的解決。蘇維埃政權宣布被壓迫的民族勞動群眾實行自決,從根本上使各民族人民擺脫了沙皇時期的民族壓迫。同時中央蘇維埃政權與各民族地區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效仿中部地區建立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緊密合作,攜手對抗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使各民族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進行徹底的決裂。十月革命鞏固了邊疆地區的工人和農民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并鼓舞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信心。蘇維埃政權讓各民族勞動人民平等地自由地聯合在一起進行革命斗爭,共同參與國家事務,實現在屬于俄國全民族勞動人民的蘇維埃政權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允許如此廣泛的地方分權制,這是當時一切國家所沒有的民族制度。

  作為少數民族——格魯吉亞族的布爾什維克人,斯大林對十月革命和民族運動間的關系作出了贊揚:“十月革命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開辟了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新紀元,這個運動的目的在于反對一切壓迫(也包括民族壓迫),反對‘自己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政權,反對整個帝國主義。”(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完滿地結合在一起,它第一次把中間階層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提到了首要地位并勝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主動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革命主動權所必然獲得的勝利,沙皇制度及俄國的封建殘余一直壓迫著俄國中間階層尤其是農民,更壓迫著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群眾,而這些勞動群眾大多是農民,部分是城市小勞動者。俄國資產階級不僅無法徹底解決這個歷史垃圾,反而成了反動的幫兇。只有無產階級提出了徹底的革命道路,掃清了俄國一切封建殘余和帝國主義勢力,成功引導迫切需要解放的農民及被壓迫民族找到革命的道路,并成為俄國無產階級的堅實的同盟軍。

  無產階級革命讓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得了土地,并戰勝了地主,參加了政權,并讓他們知道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他們的解放還是在無產階級旗幟下,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下進行,也只能這樣,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

  在現代化方面,蘇維埃政權號召全國勞動者進行星期六義務勞動,使勞動人民積極參與國家建設中,鍛煉了勞動人民的紀律和自覺,客觀上加速了俄國國力恢復和現代化進程。蘇維埃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占有重要的工業部門,有組織有計劃地調動全國的力量進行電氣化建設。十年內,蘇俄(聯)全國基本完成電氣化建設,大大提高了蘇俄(聯)人民生產生活水平,向工業化現代化國家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各交通網絡趨向完善,煤鐵油資源被開發,工廠林立,拖拉機被應用于耕作,。在這個政權進一步的帶領下,蘇俄(聯)在短短二十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需要一百多年完成的任務——從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強大的工業國家,而且是在西方經歷普遍的經濟危機時完成的,并為之后的二次大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資基礎和人力基礎。有人說那是依靠從西方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才完成的,那么他們又如何解釋其他同樣依靠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甚至是資金的落后國家為什么沒能徹底完成工業化發展呢?為什么當時危機爆發連西方國家這么發達都差點崩潰,而俄國這個原本就十分落后的農業國卻如火如荼地進行工業化發展呢?事實證明,只有在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和領導下的俄國勞動人民才能實現這一偉大奇跡。

  在文化教育建設方面,“紅十月為大規模文化革命開辟了廣闊的道路”,蘇維埃政權要在幾年或幾十年內“彌補千百年來文化的缺失”(列寧),列寧及布爾什維克人高度重視開展“文化革命”的工作,要求蘇維埃政權做好全面提高全民普通教育水平和文化,培養能為國家革命和現代化服務的人才。這場“文化革命”不僅提高全民識字率,還改造了人民的三觀,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使無產階級的道德、精神、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成為俄國主導的意識形態。

  蘇俄(聯)在掃盲和普及教育方面簡直創造了世界奇跡,僅在1933——1937年就開辦兩萬多所學校,是沙皇時期200年的總和。受教育人數從最初1917年的73.8萬人猛升至1940年的140.5萬人。大學生人數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后超過英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日本的總和,躍居世界第一位。

  科研技術方面已有十個加盟共和國在50年代初建立科學院,在原子能應用,航天,生物,精密機械,計算技術,高分子化合,半導體等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具體的成就即使我不在這里詳細說明,都很容易了解到。

  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得到傳播和普及,并且自身也在俄國的實踐探索中得到發展。一大批代表無產階級的優秀文學作品出現了。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蘇俄政權在革命最初頒布的一系列綱領、法令就是為改善廣大勞動群眾生活,解決所有權、勞動權利、民族平等、社會保障等問題而提出的,此后,蘇維埃政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證俄國勞動群眾的勞動、健康、生存等權利。

  失業問題得到徹底解決,蘇俄(聯)第一次將失業問題徹底消滅,而且還是在世界普遍存在失業的情況下,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工作,參與國家建設,得到勞動所得。7小時工作日逐步開始,80%企業實現了這種工作制,而較危險且有損健康的工作,則降為6小時工作日。

  國家在衛生、保險等民生方面進行了很大的開支,實行了全國范圍內的免費醫療、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等。(以上數據來自吳恩遠《十月革命與俄國現代化進程》)

  如此看來,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的積極意義是極大的,它使一個又一個奇跡從俄國土地上出現,并迅速改變俄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可以說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不!蘇俄造成了饑荒!”有人這樣吼道。然而,先不說俄國的農業區位如何,這種論調如當初斯大林所諷刺的一模一樣:“搞得好像日本地震都是我們布爾什維克人的錯。”確實,蘇俄當時的饑荒的確存在政策失誤和操之過急的問題,然而這場饑荒背后除去自然災害的原因,更有農民落后的小生產及小生產的習慣與先進的服務于工業化的農業集體化的對抗,以及富農背后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對蘇維埃的不服從。一句話,饑荒問題離不開反動勢力的作祟。

  05 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無產階級革命叛徒考茨基曾經說過,十月革命所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早產兒”,它不會存在多久的。這就是著名的“早產論”。筆者認為,考茨基的這一論調犯了三個錯誤:第一,他把歷史看作一個按部就班發展的機械過程;第二,他混淆了社會主義率先建成和率先在一國之內取得勝利這兩個不同的概念;第三,他混淆了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繼續革命這兩個不同的階段。

  考茨基這種論調看似合理,實際上不僅是教條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首先,馬克思本人當年起草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已經要求德國的無產階級行動起來推翻封建的普魯士政府,并取得革命主動權了。在后來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馬恩二人不僅積極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而且在多篇論述革命史實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甚至積極關注巴黎公社的進展以完善無產階級的國家學說。這說明即使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階段,馬恩二人依然是贊成無產階級在這段時期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哪怕在低潮時期,恩格斯也提出要利用議會斗爭抓住和平奪權的機會,鍛煉工人的革命能力。不然,共產主義理論不會在那個時候成為科學的理論,馬恩二人更不會積極進行組織工人斗爭運動。

  可見,對于國家發達與否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馬恩二人強調的只是社會主義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建成(!!!),但在作為一切矛盾最集中、階級矛盾達到了最尖銳的程度、同時又處在較落后的發展水平的國家里,馬恩二人乃至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強調的卻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這種國家中最容易爆發,且最容易率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幾個國家爆發是很小幾率的,而且十月革命時正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中,幾個國家同時爆發更是不可能的,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完全可以以本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作為國際斗爭的物質基礎,支援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斗爭。

  而十月革命的爆發,使社會主義學說從科學理論變成了現實,這就說明了歷史的進程本身就是辯證發展的,它有著普遍的發展過程,又有著特殊的個別的發展過程,它既能在一段時間一定地點內加速前進,又能在一段時間一定地點內向后倒退,它的過程是矛盾的,它本身也是矛盾的集合體。十月革命的爆發及勝利表明,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不是非要等到資本主義社會滅亡時才發生,它的因素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孕育出來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自己本身的固有矛盾即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階級斗爭尤其是無產階級的斗爭就會存在,且隨時因為矛盾的激化而從斗爭走向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更何況當時世界已經處于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即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失去了一切的革命作用,這個時段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一環——俄國爆發,豈不是更具備條件,更符合歷史的發展邏輯?

  當時列寧已經提出,即使布爾什維克只能保持短短幾天(!!!)的政權,但是這場革命已經如驚雷般驚醒世界的革命工人,鼓動他們繼續起身發起進一步的斗爭,起身革命,為全世界革命工人留下了革命斗爭的經驗,以及鋼鐵一般的紀律。可見,無產階級革命在當時是必然會爆發的,決不是什么早產,即使無法長時間維持,也決不能說明革命是違背歷史規律的“早產兒”。問題只在于在落后國家如何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在被重重包圍下如何鞏固無產階級政權而已。蘇聯的實踐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并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而且擁有70多年的歷史,還能與帝國主義對抗,有這種強大力量的無產階級國家決不是“早產”所能做到的。可惜考茨基當年才說過“現在不能害怕革命為時過早,誰因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沒想到當他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洶涌大潮正在威脅他自己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時,他又成了自己口中的叛徒,實在是可悲至極又可恨!

  這就是十月革命在理論層面上的歷史意義。

  十月革命以俄國的革命實踐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尤其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正確性,在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時代下充分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增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全球的影響力,為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提供了可靠的參考,為社會主義國家闡釋了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及繼續革命、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至少是在重要經濟生產部門內實現公有制、有計劃地調動全國力量發展國家經濟等原則。

  十月革命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提出了一個新任務,即在帝國主義主導全球的國際環境下接過民族解放的大旗,接過民主革命的大旗,取代資產階級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最主動最革命最徹底最強大的力量,成為民族解放運動及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領導階級。十月革命為全世界落后國家尤其是殖民地附屬國的人民提供了一條有別于資本主義道路的光明的解放之路,鼓舞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的信心,引起了諸如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國的學習與實踐,掀起全球反帝國主義的獨立解放浪潮。

  十月革命作為一個驚雷,驚起世界革命的激流,把無產階級在全球史中的地位第一次明確地提升至全球革命的領導地位,它證明了這個階級無限的活力、徹底的革命性、鋼鐵般的紀律和團結以及高度的革命熱情。它所引起一浪又一浪革命的潮流震驚了整個星球的帝國主義統治者們,迫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向人民讓步,可以說,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暫時的和平和并不徹底的自由與權利,正是當年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附屬國解放斗爭而爭取的,而且十月革命的繼承者們從未以此為止,而是要不斷要求人民覺悟起來,為爭取屬于無產階級的新社會的到來的進行新的更激烈的革命。

  十月革命不僅屬于俄國走向光明的革命,更加是屬于全世界人民走向光明的革命!

  我們不能因為今天運動陷入了低潮而失落,要知道當年無產階級運動曾經所陷入過的低潮并不只有今天,在1848年、在19世紀下半葉、在中國反動勢力瘋狂迫害共產黨人時,那時候,無產階級所面臨的困境比今天更加可怕一百倍!但是共產黨人依舊沒有選擇放棄,而是堅守心中那份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審時度勢,才能讓工人運動一次比一次強大起來、一次比一次堅定起來、一次比一次成熟起來。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提到:“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

  1848年的反革命,促使了歐洲無產階級走向聯合建立了第一國際;普法戰爭的廝殺,讓巴黎公社的吶喊震驚全世界;第二國際的背叛,1907年和1917年7月俄國反動力量的殘忍鎮壓,但最后布爾什維克人讓阿芙樂爾的炮聲響徹彼得格勒,響徹全世界每一個勞動者的心;1927年的反革命血腥屠殺,短短20多年后,共產黨人卻贏得了1949年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那么,1991年紅旗倒地后,作為今日的共產黨人的我們,是否應該要做些什么?

  我們生在最糟糕的時代,因為資產階級采取更加有效的麻痹方法愚弄、分化無產階級,弱化馬克思主義革命性,無產階級運動陷入新的低潮;我們生在最幸福的時代,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成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有了巴黎公社、蘇聯及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斗爭經驗,有了如信息科技帶來的互聯網時代使我們無產階級彼此的聯系更加迅速,而云計算、大數據及物流網則讓我們看到計劃經濟的未來,這是當今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條件。

  同志們,我們正年輕,我相信,我們的革命前途依然是十分光明的,我們的道路依然是正確的,我們的任務依舊是明確的!我們要積極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積極吸收十月革命以后各國斗爭經驗和教訓,充分分析當前的形式,積極與勞動者群眾密切起來,我們要團結起來,為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這一可歌可泣的事業奮斗終生!我們要接過十月的旗幟,接過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旗幟,繼續完成屬于我們年輕革命者的新的使命,讓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成為可見的未來!

  為十月革命歡呼!為我們年輕的革命者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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