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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如 李向東|毛澤東何以要寫《臨江仙》?

王增如 李向東 · 2018-10-11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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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丁玲政治翻身回到北京文壇。1983年12月,她在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說:“我一直認為,毛主席是一位了不起的偉人,在延安,他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她還說過:“毛主席對我怎么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

  保馬編者按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取自《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這是毛澤東唯一題贈作家的詩詞,也是唯一以電文拍發到前線的詩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丁玲能獲此殊榮,再至建國后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其人生遭遇本身便極富癥候性。本文作者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從所披露的資料發現:其中一件標明1952年所書寫的《臨江仙》手跡系為筆誤,實作應為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已80歲高齡,而此時正值文革期間,丁玲不但右派帽子未摘,而且關在秦城監獄,如此舉動,是否說明“作者此時依舊記掛著丁玲,并意味著就他個人內心而言,已經為丁玲昭雪了”?這一史料的開掘與考辨為進一步理解毛澤東與丁玲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或許,從1936—1973,三十六年間,《臨江仙》留存的五件手跡不僅構成了毛澤東對舊人舊事的一種追憶,更熔鑄了革命年代的熾熱理想與戰斗豪情。

  文|李向東 王增如

  毛澤東1936年書贈丁玲《臨江仙》1詞是一個老題目了,還有新意可談嗎?

  激發我們重提這個老題目的誘因,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這本書有幾個特點:首先,它“收錄了現在已經公開披露并經嚴謹考證的所有毛澤東詩詞”2,一共78首,是最多最全的版本;其次,主編吳正裕和副主編李捷、陳晉,先后都是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的主要成員,參加編撰《毛澤東年譜》,查閱過大量檔案材料,因而此書是最具權威性的版本;第三,與以往版本不同的是,每首詩詞后面增加了“考辨”部分,披露了許多新資料。書中在《臨江仙》一詞的“考辨”里說:“此詞作者留存的手跡,現在所見有五件。詞中‘今日武將軍’句,有三件作‘今日女將軍’。其中有一件手跡,從字跡辨認,可判定用鉛筆寫于1973年下半年,所署寫作時間為‘一九五二年’,顯系筆誤。值得指出的是,當時丁玲的冤案尚未平反,作者書寫此詞,并讓為他做醫護工作的吳旭君用毛筆抄清保存,說明作者此時依舊記掛著丁玲。”32018年3月第二次印刷時,又在這后面加了一句話:“并意味著就他個人內心而言,已經為丁玲昭雪了。”4

  2016年冬和2018年春,我們兩次向吳正裕先生請教了有關《臨江仙》的幾個問題,獲益多多。這首詞在毛澤東全部詩詞中,是十分獨特的一首,具有許多唯一性,由此入手,加以探究,對毛澤東與丁玲的關系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生發新的感悟。

毛澤東陜北詩詞創作高峰期的煞尾之作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標志著長征取得勝利。在這個喜慶勝利的10月里,毛澤東詩興大發,寫了四首詩詞,分別是《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和《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前三首,盡情抒發了經過艱難跋涉、戰勝千山萬水的豪情壯志,和終于找到一個安身立命新家園的喜悅。《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的寫作背景是紅軍剛抵達吳起鎮,寧夏軍閥的騎兵團便依照蔣介石的指令尾追而來,妄圖消滅立足未穩的紅軍,彭德懷率領陜甘支隊痛快果斷將其擊潰,這既是中央紅軍粉碎蔣介石圍追堵截的最后一仗,也是到達陜北后的第一個勝仗,“除掉了襲擾陜北蘇區的禍患,使紅軍會師和開辟新局面有了相對安全的條件與保證;因此這是具有獨特的戰史、軍史、革命史價值的很值得歌贊的一仗。”5毛澤東十分高興,當即賦詩一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為一個愛將的一個勝仗專門賦詩,這在毛澤東是僅有的一次。

  接下來,是作于1936年2月的《沁園春·雪》,這是毛澤東詩詞中最輝煌的篇章,氣勢宏大,景色壯麗,評古論今,跨越千年。最輝煌的篇章,大都出自作者最成熟的創作期,但毛澤東酣暢淋漓寫完陜北高原雪后初晴的壯美景色后,卻戛然而止,整整十個月沒有動筆,直到12月末,才寫出書贈丁玲的一曲《臨江仙》,所以,這首詞是毛澤東1935年秋至1936年底這一詩詞創作高峰期的煞尾之作;此后陜北十年,雖然有《挽戴安瀾將軍》(1943年3月)、《張冠道中》(1947年)和《喜聞捷報》(1947年)三首五律,但都不是毛澤東滿意的詩作,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臨江仙》是毛澤東整個陜北時期詩詞創作的煞尾之作。可見,這首詞在毛澤東詩詞序列里占有獨特的位置。

  與紅軍長征勝利相比,與彭德懷指揮擊潰兩千敵兵的勝仗相比,丁玲來保安,上前線,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彭德懷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戰績赫赫的愛將,而丁玲是初次相識,僅有半月之交,但《臨江仙》的藝術水準卻遠超《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而且“其贊許之高,熱情之大,在毛澤東人際關系史上也是僅見的”6。對此作何解釋?這就回到這篇文章的題目:毛澤東何以要寫《臨江仙》。

丁玲何以引發毛澤東的詩興?

  丁玲1936年11月抵達保安。她在1980年回憶初到保安的情景說:“保安地方很小,過去是個地主的土圍子,紅軍圍了好久都打不下來,后來他們沒有水吃,紅軍又把附近另一個圍子也打下來了,保安的民團才跑掉了,跑的時候把房子都燒了,我們打進去的時候只有三家老百姓,一個房子。”“到那里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中央宣傳部開了一個歡迎會,歡迎我,我在這個會上才看到毛主席。那是一個大窯洞,靠窗戶這邊是一個大炕,地上擺了三張桌子,坐滿了人,很擠,會餐吧,有幾個菜。周總理那時叫周副主席,他就坐在門檻上,因為屋子里人太多,坐滿了。我記得有洛甫同志。吳亮平主持,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長。毛主席進來的時候,頭發很長,剛刮過臉,披著棉大衣。我的桌子在最后一個,我不認識他。劉群先(博古的愛人)、阿金(羅邁的愛人)非常活潑,劉英沒有她們兩個活潑,就去拉毛主席,說毛主席刮過臉了,今天漂亮了。毛主席說是的,因為今天歡迎丁玲同志,我今天刮了臉,不過我沒有理發。他進來沒有好久就開會了。他沒有講話,就問了一兩句,路上怎么樣啊。我過去對毛主席還是知道一點,過去在湖南,人家說毛潤之是個怪人,怎么怎么樣了。我們在上海大學時,秋白也跟我談過毛澤東。馮雪峰最佩服毛主席,他對我有些影響,他講別人時評論都很低,就講毛主席,特別講遵義會議以后的路線。”7這就是毛澤東寫的“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他在宴會上頭一次見到丁玲。

  丁玲大約在11月11日抵達保安,11月24日上前線,在保安住了兩周,只做了一件大事,牽頭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之后,她跟毛澤東說想當紅軍,看打仗,毛澤東說還來得及,趕得上打胡宗南的最后一仗,丁玲就跟著隊伍北上定邊了。12月末,她在前線收到毛澤東用電報發給她的《臨江仙》詞:“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是毛澤東唯一題贈作家的詩詞,也是唯一以電文拍發到前線的詩詞。毛澤東何以在這么短時間里對丁玲產生深刻印象,引發創作激情?我們以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丁玲對于蘇區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做出特殊貢獻。

  中共中央在陜北根據地安頓下來之后,沿襲在贛南根據地的政權建制,成立了蘇維埃人民政府,下設財政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門,雖然機構設置起來,但人才匱乏,尤其缺少知識分子,缺少文化戰線的領軍人物,向來重視文化工作的毛澤東,求賢若渴。丁玲恰在此時到來,她是知名度極高的作家、中共黨員,曾經擔任上海左聯黨團書記。當時進入蘇區先要經過審查,中央派往上海的馮雪峰和來保安匯報工作的潘漢年,此前應該向中央匯報過丁玲的情況,她是獲得批準后才進入蘇區的,所以毛澤東在見面之前,對她就有所了解,也極希望丁玲能為蘇區文化建設做出貢獻。

  丁玲到保安不久,11月15日就召集座談會,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協會,22日召開大會,宣告中國文藝協會成立,這是中共在蘇區領導的第一個文藝協會組織,所以召開成立大會時,“所有的黨的負責人都來了,毛主席,洛甫,博古,都來了,講話,很隆重的”。8毛澤東發表演講說:“中國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今天這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他還說:“要抗日我們首先就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說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那我們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內戰。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9可見毛澤東對這個協會的重視與歡喜。丁玲實現了他的一大心愿。

  保安唯一的報紙是《紅色中華》,中國文藝協會每周編輯一期《紅中副刊》,11月30日出版第1期,刊發了丁玲寫的《刊尾隨筆》,開頭就寫到:“戰斗的時候要槍炮,要子彈,要各種各樣的東西,要這些戰斗的工具,用這些工具去摧毀敵人;但我們還不應忘記使用另一樣武器,那幫助著沖鋒側擊和包抄的一枝筆!一枝筆寫下了漢奸秦檜,幾百年來秦檜就一直長跪在岳廟門前,受盡古往今來游人的咒罵;《三國演義》把曹操寫得很壞,直到現在戲臺上曹操的臉上就涂著可怕的白色,那象征著奸詐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說一枝筆可以生死人,我們也可說一枝筆是戰斗的武器。”

  毛澤東《臨江仙》詞中有“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的句子。不知是丁玲受到毛澤東啟示寫下了這段文字,還是毛澤東受到這段文字影響寫下了他的詞句,反正二者的意思十分貼近。

  其次,丁玲的到來,引發了毛澤東對故人和往事的回憶與追念。

  丁玲曾經與楊開慧同學。1921年夏天丁玲離開長沙周南女子中學,為備考新學校,參加了一個暑期補習班,同學里有來自福湘女中的楊開慧,她已經在前一年冬天與毛澤東結婚。補習班設在船山學社,當時毛澤東就在那里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曾有消息說他要來補習班講課,卻沒有來。丁玲秋天轉入岳云中學,與楊開慧、許文煊、周毓明等在一個班。毛澤東1921年9月28日致蕭子升信提到:“文煊、開慧、毓明三女士,前無學校可入,現在插入岳云,男女共學,亦一新生面也。”此外,那時丁玲常愛去文化書社翻閱新文學圖書,買過郭沫若的詩集《女神》,毛澤東是文化書社發起人之一,并為書社起草了組織大綱。所以丁玲雖沒見過毛澤東,卻與他有些淵源。

  毛澤東與丁玲還有其他幾個共同的熟人: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是丁玲母親的好友,丁玲從小就以她為楷模,稱她“九姨”;丁玲在周南女中的語文教員陳書農,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并且同為新民學會干事;周南女中管理員陶毅,是丁玲母親的同學,曾受丁母之托照管過丁玲,毛澤東與她同為新民學會評議員,稱她為才女。這樣,毛澤東同丁玲這個小11歲的老鄉就有許多話可說。毛澤東喜歡聊天,劉英在回憶陜北初期時說:“毛主席這個人有個好處,很隨和的,不像聞天,不會談閑話,只談工作,談學習,很清高的。”10毛澤東同丁玲的談話,讓他憶起十多年前的往事,自然會感到興奮,有點“一見如故”。當時也在保安的朱正明說,丁玲到保安后,“毛主席就很重視她,丁玲也經常到毛主席那里,她當時非常興奮愉快,整天笑嘻嘻的。”11朱正明還描述過一次毛澤東與丁玲談話的場景:“某天晚上,毛澤東只隨身帶了個‘小鬼’到外交部來訪丁玲,外邊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蠟燭光燃漾著。毛澤東坐在她們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閑談,背靠在墻上,一只腳就跨在炕沿上,不斷的吸著香煙,上天下地的亂扯,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飯閑談消遣,而毛澤東就是一個家長。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當火生好了的時候,毛澤東竟挨近火炕門,在泥地上坐了下去,兩膝就Λ形的撐在地上。”“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毛澤東似乎就是丁玲的父親,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個喜歡的大女兒。”12

  丁玲回憶說:“毛主席沒有特別請我吃飯,我在他家里吃過幾次飯,他家里菜很少,有時煎個荷包蛋,蒸一點小菜,賀子珍也不常在家里吃飯。有時我去了,他說,警衛員,再加一個菜喲。就煎個雞蛋什么的。”13丁玲成為毛澤東家里的常客,很快就熟悉了,她在前線收到毛澤東的《臨江仙》后寫了一封回信,“開頭叫潤之,是潤之同志還是潤之先生,我記不清楚了。后來想起來,覺得我有點狂妄了。”14從以上這些,都可以看出毛澤東與丁玲之間異乎尋常的關系。

  第三, 毛澤東喜歡丁玲不畏艱險、勇往直前、樂觀豪爽的性格。

  丁玲到了保安,蘇區領導人很希望她能安心寫作,向外界宣傳蘇區,但她一心要上前線,看打仗,搜集寫作素材。這很符合毛澤東“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愿停止內戰者”15的想法,他支持她上前線,說山城堡戰斗剛剛打完,我們還要打一個仗,你還來得及,他要蕭勁光給丁玲準備馬匹和勤務員。16

  丁玲被推舉為中國文協主任的第二天,就跟著紅軍前方總政治部北上定邊,其間約五百里,是一次艱難的行程。分給她的是匹跛馬,無法騎,勤務員是個12歲的孩子,丁玲反要照顧他。此外部隊不喜歡女同志,戰士不歡迎女作家,以為是累贅,管理員經常忘記給她發干糧、號房子。丁玲感受到冷漠,但她努力適應緊張的生活,跟著隊伍走了八天沒有掉隊。她一路走,一路采訪,寫了《廣暴紀念在定邊》《到前線去》等文章,最重要的是《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發生于11月21日的山城堡之戰,是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第一次聯合作戰取得的第一個勝利,殲滅了胡宗南部隊一個多旅,鞏固了陜甘寧根據地。宣傳勝利、鼓舞士氣的文章總是受歡迎的,所以丁玲這一路走下來,彭德懷、任弼時、蕭克、賀龍、陳賡、王震、楊得志、黃克誠等紅軍將領都跟她成了朋友。毛澤東一直關注丁玲,她的表現和她的文章,都會通過軍方電報送到他面前。

  毛澤東喜歡好學上進、積極進取的女性,他曾對劉英說過:“我要她(賀子珍)工作,讓她學習蔡大姐、康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17丁玲上前線的表現讓他很是意外,他以為這個上海來的、專事寫作的“文小姐”,難以一下就適應部隊緊張艱苦的生活和陜北寒冷的氣候,也難以一下就融入紅軍指戰員,沒想到丁玲能夠堅持下來,寫出文章,還獲得那么多將領的好評。一個女子在一群男人中間,一個文化人在一群習武者中間,一個習慣了都市生活的人一下要過鄉村生活,一個散漫慣了的人一下要過緊張的軍旅生活,一個自由職業者一下要被組織紀律管束,丁玲居然這么快就一關一關都闖過來了。對此,賀桂梅以女性的敏感和深切的理解評論說:“我覺得丁玲其實有一種獨特的生命哲學:她從來不是封閉的,而是有很強的開放性,很愿意卷入到社會、時代里面,然后把時代經驗轉變成她個人的人格構成。這是一個自我認識、自我生長的過程。”“我覺得一般的人沒有這樣的生命能量。”18丁玲這種性格,必定讓毛澤東既意外又驚喜,他從一個領導者、一個長者、一個男性的角度,對此應該很贊賞。

  還有一件事情。朱正明說:“約在西安事變之前,保安發生了一種傳說:丁玲要同彭德懷結婚了。一個著名的女作家同一個著名的紅軍高級指揮員,能‘有緣千里來相會’而在戰場上實行結婚,那確然是紅軍中的一段佳話。”但是西安事變突起,“結婚的傳說便被這激動的歷史事件壓了下去”。丁玲到延安后,朱正明問起此事,她說:“我曾經打回來一個電報,你大概已經先看見了。電報是給毛澤東的,中間說到我個人對彭德懷極欽佩,因為他確然在處處地方都顯出是一個最好的布爾什維克,于是外間就流傳我同彭德懷結婚的消息。其實我欽佩彭德懷不一定就是同他結婚,正好似我也非常欽佩毛澤東,不能就說我同毛主席要結婚了。”19

  仔細品味這段記述可以看出,第一,丁玲在前線跟毛澤東保有聯系,渠道既有書信也有電報,丁玲會把她的觀察和感受寫給毛澤東;第二,丁玲認為“外間流傳我同彭德懷結婚的消息”,起因是她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到對彭德懷的欽佩與好感,說明傳言與毛澤東有關,甚至可能就是從他而出。那時紅軍的主要敵手是胡宗南,彭德懷是打擊胡宗南的總指揮,他與毛澤東之間幾乎每天都有電文往來,女作家愛上紅軍將領,這樣的愛情觀毛澤東一定是贊賞、希望的,而丁玲最終沒有選擇彭德懷,是因為不愿嫁個大官做依靠,這又會增加毛澤東對丁玲的好感。

  丁玲熱愛紅軍獻身革命,在她身上作家與戰士、文與武、柔情與豪氣這反差巨大的兩個方面兼而顯現,這應該是激發毛澤東寫作《臨江仙》最主要的緣由。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說,作者留存的五件《臨江仙》手跡,其中有三件末句作“今日女將軍”。吳正裕告訴我們,毛澤東1973年的最后一次書寫,也是“今日女將軍”。由此可以認為,毛澤東首肯的版本,應該是“今日女將軍”,他更看重的不是那個“武”字,而是那個“女”字,只是由于他寫給丁玲的那一幅是“今日武將軍”,那個版本最早公開發表,就成了權威版本。

  第四,毛澤東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欣喜中,寫下這首《臨江仙》。

  這首詞,上半闕寫的是丁玲在保安,下半闕寫的是丁玲上前線,里面有一句,實際說到了西安事變:“陣圖開向隴山東”。

  目前的文獻資料只說這首詞寫于1936年12月,沒有具體日期。丁玲1980年2月一次談話說:“我是在慶陽前線收到毛主席送給我的那首詞,電報打到前線,是聶榮臻給我的,他當做喜事告訴我,讓我給他回個電報,我不敢用電報,就寫了一封信。”20

  那么,丁玲是哪天到慶陽的呢?

  中共中央立足陜北之后,蔣介石圍剿紅軍主要依靠嫡系胡宗南部隊,國共交鋒的主戰場在陜甘寧三省交界處,丁玲跟隨彭德懷、任弼時的前敵指揮部就駐在那里。但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之后形勢發生變化,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楊虎城,由陜西潼關和甘肅天水分東、西兩路進逼西安。應張、楊要求,彭德懷率紅軍主力12月20日由定邊南下,26日到達甘肅東部的慶陽,即毛澤東詞中的“隴山東”,以馳援策應張、楊。所以,《臨江仙》應該寫于26日之后。

  再從毛澤東一方看。西安事變后,他全部注意力都在制定應對策略上,每天要起草數份電文,單是12月19日一天就發出十余份電報,無暇顧及其他。24日蔣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條件,26日回到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于西安事變的報告,并作結論。在那之后,他才有時間也有心情寫下這首《臨江仙》。其中“陣圖開向隴山東”一句,寫的就是紅軍為策應張、楊而進行的部隊轉移。仔細揣摩,這一句里透露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毛澤東舒暢喜悅的心情。

  如此也就可以解釋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何不等丁玲回到后方直接把新詞寫給她,而是打破常規,以電報形式發到前線。因為“陣圖開向隴山東”這一句不僅寫給丁玲,也是寫給大部隊的,是對紅軍部隊聽從指揮、快速調動、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出貢獻的一種嘉獎。

毛澤東喜歡“既蒼涼又優美”的詩詞

  1937年1月,毛澤東隨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城。不久,丁玲陪同史沫特萊也到了延安。1937年上半年,是丁玲與毛澤東私人關系最好、來往最密切的時期。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初步達成合作抗日共識,抗日戰爭尚未全面打響,國內的政治軍事斗爭相對和緩。毛澤東有了較多的讀書與思考時間,每周兩個上午去抗大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一直講了三個多月,并讓警衛員通知丁玲去聽。在露天廣場上,他總結十年內戰經驗,常引用《紅樓夢》里的人、事做例子,深入淺出,通俗生動,丁玲聽得十分入迷。

  丁玲經常去毛澤東的窯洞談話聊天,主要話題常常是古代文學。丁玲后來回憶:“他給我的印象是比較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我很欽佩他的舊學淵博。他常常帶著非常欣賞的情趣談李白,談李商隱,談韓愈,談宋詩,談小說則是《紅樓夢》。”21當時延安知識分子很少,文化底蘊深厚的毛澤東難求知音,史沫特萊就感覺他有“一種精神上的卓爾不群”,“他的精神內向,使他落落寡合”22。這樣,丁玲便成為一個較為理想的談話對手,但她“常常感到自己的舊文學底子太薄,不足為他談話的對手,因此多半是我聽,他講,我以能作為他的聽眾而感到高興”23。從丁玲這些文字里,可以窺見那一時期毛澤東的文藝欣賞品位,這或許是展現那時毛澤東這一精神側面的僅有文字。

  在長達一年多的長征中,紅軍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嚴酷的自然環境,身處領導崗位的毛澤東,每天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沖出險境,開辟勝利之路,主導他情感世界的,是堅定的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偶爾,面對戰斗場面和自然情景,他也會生發出悲壯蒼涼甚或兒女情長,但他決不會浸潤其中,只能一閃即過,匆匆斬斷。現在不同了,有了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有了穩定規律的生活環境,還有一個必不可缺的談話對手,她熱情樂觀、聰明敏感、開朗健談,有一些古典文學的根底——在1937年上半年那個短暫的時期,丁玲是毛澤東最歡迎的談話對象之一,是他在古典文學、詩詞寫作、回憶故舊等話題上無可替代的理想交談者。他們延續著保安的憶舊,并深入到較高的文化層次,這些談話激發起毛澤東性情中冷疏已久的文人氣質。他可以暢快地談一談十分喜歡的唐代“三李”,隨口吟誦其作品,在詩興大發的同時,他自己的一些舊作也在腦海中跳出來,他一邊吟誦著一邊就用漂亮的行書謄寫出來,有幾首就給了丁玲。自然,丁玲會向他要一幅《臨江仙》。

  丁玲是最早留存毛澤東詩詞手跡的人,她懂得它們的價值,更懂得毛澤東的價值。毛澤東淵博的學識和高超的見解讓她深深折服,從那時產生的崇拜景仰之情貫穿一生。抗戰爆發后,丁玲為防失落,把毛澤東的詩詞手跡寄給重慶的胡風代為保管。丁玲1939年6月11日致胡風信:“另外相片及毛字是我的,暫時放在你處吧。”24胡風同年7月3日日記:“得丁玲寄來一包稿子,田間底詩和雪葦底論文,M氏手寫的舊詩詞。”25又在《胡風回憶錄》中寫到:“我深感這責任之重大,就趕快將它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上面寫上‘毛筆’兩字放在我裝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這樣,可以隨時拎著小箱子去躲警報。”26

  丁玲留存的毛澤東詩詞手跡,除了《臨江仙》,筆者還見過另外幾件的復印件,有作于1919年的《歸國謠·今宵月》,作于1923年的《賀新郎·別友》,作于1925年的《沁園春·長沙》,作于1927年的《菩薩蠻·黃鶴樓》,作于1935年的《念奴嬌·昆侖》和《清平樂·六盤山》,作于1936年的《沁園春·雪》。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里說:“他把《婁山關》那首詞抄給我時,還問我印象怎么樣?我雖覺寫得雄偉有力,卻一下說不清,只說‘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圖畫呵!”27但筆者未見過《婁山關》的復印件。

  這些應該是現存毛澤東書寫時間最早的詩詞手跡,因其更多保留了原初痕跡,因而彌足珍貴,《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在“考辨”版本校勘時,多處用了這些手跡的資料。其中《歸國謠·今宵月》一首,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一件,而且是毛澤東最早的詞作,經過專家辨認,才確定為毛澤東所作,第一次把它收入毛澤東詩詞集。

  毛澤東送給丁玲的這些手跡有幾個特點:它們全部是詞,沒有近體詩,全部情景交融、意境深遠,沒有一首描述戰斗場面,沒有他自稱“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的六首詞,甚至也沒有被稱為“在毛澤東的全部七律中,這一首應占其魁”28的《七律·長征》。

  毛澤東在1965年7月21日致陳毅信中說:“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于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29在1957年8月1日讀了范仲淹的《蘇幕遮》(碧云天,黃葉地)和《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兩首詞后,他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范仲淹的上兩首,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30筆者以為,他抄寫給丁玲的那幾首舊作,也大多是“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者。那是他的審美選擇,所以清晰地保存在他的記憶中。

80歲的毛澤東用鉛筆抄寫《臨江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1973年的最后一條是:“本年冬,囑護士長吳旭君把自己的全部詩詞用毛筆謄抄了一遍,并親自校改。”31陳晉在《文人毛澤東》中寫到:“1973年的冬天,就在毛澤東寫最后一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幾個月之后,毛澤東讓護士長吳旭君拿出一個卷宗,里面是他一生的全部詩作。他讓吳旭君用毛筆全都抄寫了一遍,然后,親自一一核對,對其中的一些詩又再作了修改。他想為后人留下一套詩詞定稿。”32

  那一年,毛澤東整80歲,健康狀況每日愈下,8月2日會見美籍華人醫生李振翩時說:“我這個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氣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還可以。兩個月前我還能看書,兩個月以來就困難了,比如對你們吧,大致看得清楚,細部我就看不清了。”33此前6月17日,周恩來曾約眼科醫生談毛澤東眼疾治療問題。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楊說,我讀了主席的《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特別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澤東說:那是長征快完時寫的,講了一個片面,講不困難的一面,其實里邊有很多斗爭,跟蔣委員長斗爭,跟內部斗爭。有些注釋不大對頭。如《詩經》,兩千多年以前的詩,后來做注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我看,過百把年以后,對我們這些都不懂了。34 8月5日毛澤東同江青談話,談到中國歷史上儒法斗爭的情況,接著念了新寫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要江青當場手記。這是毛澤東最后的一首詩。

  筆者以為,就是這幾次談話,讓毛澤東產生了要吳旭君謄抄全部詩詞并親自校改的想法。毛澤東很看重他的詩詞,把它們作為精神遺產的一部分,要留下最后確定的版本。據黃玉杰在《毛澤東〈五律·喜聞捷報〉考釋析疑》中說,毛澤東非常珍重自己的詩詞手稿,多少年就放在枕頭邊上,1966年春河北邢臺地震時波及豐澤園,毛澤東迅速走到屋外,卻又轉身進屋,取出了裝手稿的牛皮紙袋。吳旭君問他為何只取詩詞不取其他書,毛說只有這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人家的。他把自己的選集也看作公文,是大家的智慧和財富。35

  吳正裕告訴我們:那時毛主席患白內障,視力受到影響,筆力也不濟,這首《臨江仙》是用鉛筆寫的,一個很粗的鉛筆,字跡歪歪扭扭,還看得清楚,但有點變形,讓吳旭君用毛筆抄寫,第一遍抄的不滿意,又抄了第二遍。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的責任編輯王一珂,很希望收入毛澤東1973年用粗鉛筆寫的《臨江仙》,但該書體例是每首詩詞只收一篇手跡,主編認為1973年這一幅筆跡不夠好,故而舍棄。但是書中收錄了毛澤東1973年冬天用鉛筆書寫的《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并在該詩“考辨”中說:“此詩的手跡不僅筆力不濟,字形也大變,基本上已看不出是毛的書法了。查閱1973年,尤其該年下半年毛留下的其他手跡,同此詩的手跡是相同的”36,因為這是該詩留下的唯一手跡,所以只好收錄。這一幅與《臨江仙》是同一時期書寫,都使用鉛筆,書寫水平應該大體相近。

  筆者初次聽到毛澤東1973年還寫了《臨江仙》,十分驚訝,那正是“文革”期間,丁玲不但右派帽子未摘,而且關在秦城監獄。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著作里,最后一次提及丁玲是1958年的“再批判”,他痛斥丁玲“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為何15年之后,又提筆書寫贊揚丁玲的《臨江仙》呢?

  毛澤東題贈友人的詩詞很少,不算寫給妻子楊開慧的《虞美人·枕上》《賀新郎·別友》,拋去唱和之作(《和柳亞子》《和郭沫若》《和周世釗》)和贈答之作(《答李淑一》《答友人》),收入《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里的,只有《送縱宇一郎東行》《給彭德懷同志》和《臨江仙》三首。《送縱宇一郎東行》是毛澤東1918年贈送羅章龍的,僅見于羅章龍的回憶,未有毛澤東的手跡。1935年10月所作《給彭德懷同志》,據吳正裕介紹,后來主席不承認是他寫的,也找不到原跡,所以《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沒有收入該詩的手跡,“考辨”中說,“這首詩最早傳抄發表在1947年8月1日《戰友報》(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主辦),后來又刊載在《解放軍文藝》1957年4月號,是在一封讀者來信中提供的。”37在1981年12月出版的《彭德懷自述》中也有記載。毛澤東為戰友所作,還有一首《七律·吊羅榮桓同志》,《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中說,這首詩寫于羅榮桓逝世的1963年12月,但是此后十年未見毛澤東的手跡,直到1973年冬要吳旭君抄寫時,才用鉛筆寫出,并多處修改。“考辨”中引用了胡喬木1986年主持編輯《毛主席詩詞選》時的一段話:“作者的詩常自書寫或重寫多次,此詩則為特例”38,這樣,毛澤東“重寫多次”贈送友人的詩詞,就只剩下一首《臨江仙》,留存的五件手跡寫于1937年至1973年間,時間跨度長達36年。雖因受贈者被打為右派,該詞不宜公開發表,但作者始終牢記在心,并且要長久保存在他遺存的詩稿檔案中。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讓吳旭君抄寫詩詞,是拿給她一個裝有舊作的卷宗,吊羅榮桓那一首因為卷宗中沒有,所以他要重新書寫,而《臨江仙》卻存有多幅手跡,他在視力和筆力不佳的情況下,依然重寫了一幅,這只能說明這首詞在他心目中有著非同尋常的位置。

  考察毛澤東在1973年書寫《臨江仙》,筆者以為,他有三種心態。

  第一,毛澤東還是把丁玲看做有過密切友誼的老朋友,雖然有錯誤,但基本評價是正面的,這首詞應看做毛澤東對丁玲最后的態度與評價。

  毛澤東是政治家,是黨和國家的領袖,在他心中,黨和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毛澤東又是具有豐厚學養的文化人,感情敏銳豐富,當政治家與文化人這兩個身份發生矛盾時,他必然服從于前者。這是解讀毛澤東與丁玲關系的鑰匙。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與丁玲雖然交往不多,但依然保持著良好關系。丁玲1949年6月8日從沈陽抵達北平,參加籌備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三四天后她就上香山去看毛澤東,“談了些不重要的問題,也無特殊之事,他又在勸我讀書,可是我實在不想進學校了。”39她沒有重要公務,卻能輕易進入雙清別墅閑談,完全是老朋友身份。1951年春天,丁玲到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同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曾到多福巷拜訪丁玲,氣氛親切友好。那年夏季,一個星期天,毛澤東到頤和園劃船,聽說丁玲正住在云松巢寫作,就沿著高高的石階路拾級而上,跟她小坐一會兒,聊幾句天。

  轉折點出現在1955年。那年夏天,中國作家協會連續召開黨組擴大會,揭發批判以丁玲為首的“反黨小集團”,9月30日給中共中央寫了會議報告,提出要對丁玲1933年至1936年被捕那段歷史“重新加以審查,并作出結論”。隨后,中宣部負責人11月24日給中央寫信稱:丁與國民黨中統的關系值得研究;丁向國民黨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丁離開南京是否國民黨有意放走并給她任務值得懷疑。毛澤東圈閱了這封信。筆者以為,“丁向國民黨自首是可以肯定的”這一定論激怒了毛澤東,他不能容忍背叛革命的行為,自此開始扭轉對丁玲的看法。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中,丁玲遭到猛烈批判,《人民日報》8月7日頭版頭條大字標題是:“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毛澤東從9月末到10月中,三次在講話中提到丁玲,皆口氣嚴厲。1957年9月29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國民議會代表團談話時,他說:“丁玲這樣的人,是一個大作家、黨員。現在很好,可以把她趕出去了,趕出去更好辦,文學藝術會更發展。”401957年10月13日,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13次會議講話時說:“共產黨里頭出了高崗,你們民主黨派一個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信。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么一些人,你們民主黨派不是也出了嗎?”41另一次則說:“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42接著,毛澤東在1958年1月為《文藝報》修改的編者按語中又寫到:“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這段話表明,毛澤東不僅氣憤丁玲背叛革命,而且氣憤她“騙得了黨的信任”,也騙得了他的信任。丁玲當《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即便不是毛澤東提名,也是他批準的,“為人謀而不忠”,他深惡痛絕。

  但是毛澤東也不會把丁玲拋諸腦后,他會關注丁玲的去向、丁玲的表現,從1958年到“文革”前,最大的可能是從周揚那里聽到消息,另外,安排丁玲去北大荒并努力要幫她摘去右派帽子的王震,或許也會在毛澤東面前為丁玲說幾句好話。毛澤東會知道丁玲主動要求去了北大荒,養雞,當文化教員,獲得掃盲紅旗,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帽子的愿望及身體情況,丁玲這股打倒了還要爬起來、到艱苦地方去鍛煉改造的勁頭會讓他滿意。《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的主編認為,毛澤東1973年書寫《臨江仙》,這“說明作者此時依舊記掛著丁玲,并意味著就他個人內心而言,已經為丁玲昭雪了”43。筆者認同“作者此時依舊記掛著丁玲”的觀點,但不認同“就他個人內心而言,已經為丁玲昭雪了”的觀點。1975年5月丁玲出獄時,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給她做的結論說:“丁玲是叛徒,其問題性質屬敵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調研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養起來,每月發給八十元生活費。”為筆者《丁玲傳》作序的解志熙教授認為:“其實,當年把丁玲打成‘反黨集團’,這里的‘反黨’并非‘反對共產黨’之謂,而是‘不服從黨的領導、不遵守黨的紀律’的意思,所以丁玲被打倒之后,下去接受改造,仍然被組織視為可以改造的‘同志’,毛澤東應該也是這么看丁玲的,并且毛澤東很可能不知道丁玲在文革中坐監獄的遭遇,他晚年回憶到這首詞和丁玲,當然仍視丁玲為同志,對這位艱苦備嘗的小老鄉是有原諒和懷念之情的。”44

  第二,那時,“文革”已進行了七年,林彪事件也已過去兩年了,從1973年初起,毛澤東陸續接到一些老同志或希望解放出來參加工作、或希望回京治病的來信,產生念舊之情,開始陸續解放老干部,2月指示為賀龍平反,并承認“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詞”,3月同意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5月中央工作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宣布解放譚震林、王稼祥等一批老干部。8月,十大召開,鄧小平、王稼祥、譚震林等當選中央委員。12月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會議成員,同朱德、徐向前、聶榮臻等親切握手問候,并說:“現在井岡山的沒有幾個人了。”45由舊情念及舊事,毛澤東會想起保安。

  毛澤東1936年7月進駐保安,次年1月離開,住了半年,其間只有一首《臨江仙》。詩詞都是因時而發,因興而發,所謂時,指當時的形勢、局勢,詩人身處的環境,所謂興,指詩人的感受、心情。毛澤東吟誦抄寫《臨江仙》,帶有對保安的回憶,對殫精竭慮處理西安事變那一重要事件的回憶,他或許還會憶起洞中開宴會的情景,憶起與丁玲的談話,以及所涉及的楊開慧、陶毅、陳書農等人。人到老年容易懷舊,毛澤東1975年讀王粲的《登樓賦》時曾說:人對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鄉、過去的朋侶,感情總是很深的,很難忘記,到老年就更容易回憶、懷念這些。46抄寫《臨江仙》,就是晚年毛澤東的一種回憶和懷念吧?

  此外,這首詞是毛澤東以“臨江仙”作為詞牌的唯一一首,是他的得意之作,“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開首這情景交融的兩句,很有點范仲淹“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的味道,“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很符合他的審美標準,毛澤東出于對舊作的自我欣賞,因而多次書寫,如同把玩心愛的藏物。

丁玲對毛澤東始終如一的敬愛之情

  再來看丁玲一方。

  丁玲一向心高氣傲,但在她心目中,毛澤東始終是最響亮的名字。她曾近距離接觸過不少中共領導人和文化界著名人物,誰也比不了毛澤東,他的領導藝術、談吐、才華、詩詞、書法,更有他給予丁玲的關心鼓勵、在關鍵節點上伸出來的無可替代的援助之手,丁玲始終深懷景仰和感激之情。出于這種感情,她把得到毛澤東的贊許和肯定,作為前進的方向、奮斗的目標。

  1946年至1947年冬她在河北農村寫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時,腰痛很厲害,夜晚要用熱水袋敷腰才能入睡,白天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才能寫作,但是她說:“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愿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沖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47

  1958年她堅決要求跟隨陳明去北大荒,動機中也包含這個因素。1960年冬天在北京,好友甘露問她:五十多歲的人了,為什么還要到北大荒去參加體力勞動?丁玲說:毛主席不是說我缺少基層鍛煉嗎,我就認了,那我就下去,到基層鍛煉去,到工農群眾中去,比在北京關在屋子里好得多。

  她1948年6月在西柏坡意外遇見毛澤東,毛澤東說了許多鼓勵她的話,其中著重說到:“歷史是幾十年來看的,不是幾年來看的,要幾十年才能看出一個人是發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壞。”48這話反復說了三次。丁玲明白毛澤東的用意:有過失不怕,改正了就好,看一個人不是看一時一地,要看幾十年的長遠發展。她就是要用在北大荒的表現證明自己,改變在毛澤東心中的形象。

  所以,當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她在寫給親屬的信里說:“我曾經希望有一天因為我改造得較好,能博得主席對我的原諒。主席會說我過去盡管愚蠢,現在總算改過來了……我好像就是為主席的一句話而努力。我總希望我能像一個敗家子而能回到主席面前。我總希望能在主席生前了結我這唯一的心愿,主席逝世了,我永遠聽不到他對我的寬恕了!我不能不責備我自己,不能不深自痛苦。感到這無可挽回的遺憾!”49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丁玲政治翻身回到北京文壇。1983年12月,她在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說:“我一直認為,毛主席是一位了不起的偉人,在延安,他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她還說過:“毛主席對我怎么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50

  如果丁玲生前能夠知道毛澤東在1973年還寫了一遍《臨江仙》,她該多么欣慰啊!

  2018年5月23日定稿

  注釋

  1    因毛澤東原詞只有詞牌,沒有題目,“給丁玲同志”幾個字是發表時編輯所加。

  2   吳正裕、李捷、陳晉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之“出版說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

  3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370頁。

  4   同上。

  5   黃輝映:《油然發自肺腑的愛將歌——〈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賞析》,《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364頁。

  6   徐濤:《友情·黨情·國情——〈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賞析》,同上書,第371頁。

  7   丁玲1980年2月談初到陜北,據錄音整理。

  8   丁玲1983年10月28日與陜西社科院同志談話,據錄音整理。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13頁。

  10  何方采訪、宋以敏整理:《劉英談紅軍時代》,《炎黃春秋》,2016年第1期。

  11  朱正明:《關于〈長征記〉和毛主席贈丁玲詞的情況》,《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

  12  朱正明:《丁玲在陜北》,《女戰士丁玲》,每日譯報出版社,1938年,第38、39頁。

  13  丁玲1980年2月談初到陜北,據錄音整理。

  14  同上。

  1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第613頁。

  16  丁玲1980年2月談初到陜北,據錄音整理。

  17  《劉英談紅軍時代》,《炎黃春秋》,2016年第1期。

  18  賀桂梅:《人文學的想象力》,“通識聯播”微信公眾號,2018年4月21日。

  19  朱正明:《丁玲在陜北》,《女戰士丁玲》,第54頁。就在毛澤東寫《臨江仙》的12月,丁玲寫了《速寫彭德懷》,并畫了一幅肖像畫,短文不足八百字,卻活畫出彭德懷的外表、個性,和戰士們對他的由衷熱愛。

  20  丁玲1980年2月談初到陜北,據錄音整理。

  21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頁。

  22  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179頁。

  23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5頁。

  24  曉風:《從丁玲給胡風的22封信解讀二人的友誼》,《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4期。“毛”字的下劃線系原信所有。

  25  同上。

  26  胡風:《胡風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73頁。

  27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5頁。

  28  丁正梁:《挑戰者之歌——〈七律·長征〉賞析》,《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127頁。

  29  毛澤東:《致陳毅》,《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633頁。

  30  毛澤東:《讀范仲淹兩首詞的批語》,同上書,第612頁。

  3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16頁。

  32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1頁。

  3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89頁。

  34  同上書,第488頁。

  35  黃玉杰:《毛澤東〈五律·喜聞捷報〉考釋析疑》,《陜西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36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290頁。

  37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361頁。

  38  同上,第291頁。

  39  丁玲1949年6月11日致陳明信,《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頁。

  40  轉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第435頁。

  41  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第488頁。

  42  同上書,第492-493頁。

  43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370頁。

  44  這是筆者請解志熙教授審閱本文時,他表達的意見。

  4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13頁。

  46  胡為雄:《情意洞幽賦寥廓——〈七律·答友人〉賞析》,《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增訂本)》,第247頁。

  47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99頁。

  48  丁玲1948年6月16日致陳明信,《丁玲全集》第11卷,第60頁。

  49  丁玲1976年10月9日致蔣祖劍信,同上書,第179頁。

  50  王增如、李向東:《丁玲年譜長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2、6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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