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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紅民:“新革命史““新”在何處?

陳紅民 · 2018-10-14 · 來源:“蘇區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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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陳紅民老師在“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主要對“新革命史”進行了梳理和討論,并提出了其中的一些問題。他認為“新”革命史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上并無變化,研究方法上的進步并不能成其為“新”。

  感謝會議組織者邀請我參加會議,有這個學習的機會。我曾在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中心工作多年,之后又調到浙江大學,個人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國民黨史與蔣介石。對于革命史的研究我雖關注,但沒有任何的研究成果。本想來聽聽會,學些知識的,但收到會議議程一看,居然被安排大會發言,有些緊張。請會議組織者發來會議論文集的電子版,這兩天抓緊時間學習,邊學習邊思考一個外行如何在這么多專家面前發言。昨天晚餐時還向幾位相關領域的年輕學者請教。

  我想做個特殊一點的發言,借此機會,把自己不懂或者不清楚的問題提出來,向各位專家請教。或許外行幼稚的問題,可以從另一角度促使相關專家們思考,從而推進研究,所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果真如此,也算個人從另一個方面對會議有所貢獻。

  我發言的題目是“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新革命史”是這幾年史學界頗為流行的一個詞,不僅有學者提出這個概念,推動相關研究,而且也有不少的呼應,還召開了以“新革命史”為主題的“工作坊”,出現了若干代表性的學者與成果。我雖不從事革命史研究,對此也如雷貫耳。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細讀會議的分組與許多論文,應該也是暗含了“新革命史”的意思。我拜讀會議的論文集,學到了很多,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更多。正如古人所說,“學,然后知不足”。在此,就不揣淺陋,自曝其短,將個人關于“新革命史”這一概念的疑惑提出來,向各位請教。

  圍繞“新革命史”這一學術概念,我的問題分三個層次:何為新?是想弄明白什么才能稱為“新”的學術領域或者范疇。為何新?是想弄明白創新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新?是想弄明白革命史研究怎么才能創新。

  01 何為新?

  李金錚教授是“新革命史”概念的主要倡導者,【李金錚教授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實踐與思考,在《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上發表《向“新革命史”轉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正式提出“新革命史”的概念。近期,他又發表《“新革命史”: 由來、理念及實踐》(《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詳細闡述自己在此問題上的實踐與思考,對前文有所“深化與拓展”。其他學者對此概念的完善與發展,也有貢獻,如應星《新革命史:問題與方法》(《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5期)、應星《“把革命帶回來”:社會學新視野的拓展》,(《社會》2016 年第4期)、常利兵《“告別革命”論與重提革命史——兼論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總第5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等。】他在《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新革命史不是一個新領域,其研究對象與傳統革命史幾乎無異”。我認為,“新革命史”這一學術概念,重點還在“革命史”上,“新革命史”的對立面或參照系,應該是“老革命史”或“舊革命史”。“新革命史”的倡導者用了“傳統革命史”這個詞,強調兩者研究內容上無異,只是嘗試用新的理念或方法來重新審視中國革命史。其實,每個史學領域的研究均有一定的階段性(中國當代史學研究,受政治環境影響甚大,階段性尤其明顯),研究理念與方法一直在進步,其它領域基本上未加 “新”字。例如,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領域,40多年來進步巨大,不僅是方法上多元化,在研究內容上也擴展了。當初李新先生提出民國史研究是為革命史服務的,只研究統治階級的、反革命的歷史,大概只能算是專門史的范疇,現在民國史作為斷代史的概念已經基本被學界接受,它已經包含了革命史的內容,但好像沒有學者提出“新民國史”的概念。有一批的學者,如楊奎松、王奇生等,他們研究民國時期中共黨史、革命史的相關課題。但他們是研究民國史還是革命史的學者,真不好歸類。再如,我所熟悉的蔣介石研究,過去偏重政治方面,也有些簡單化臉譜化,現在的研究開始側重他個人的因素、家庭、教育、人際關系諸方面。大家的共識是蔣介石研究要發掘新材料,運用新方法、新視野,尋找新課題,不少論文也在朝這些方向努力,但也沒有人提出“新蔣介石研究”的概念。

  “新革命史”的倡導者還提出,革命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1978年為第一階段,1978-2000年為第二階段,2000年之后為第三階段。“新革命史”是指2000年后的學術發展。相對于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在研究領域、方法論方面有很大的進步與拓展,但并未有學者稱之為“新革命史”。

  我的問題是,一個學科或者領域,如果不是研究的核心內容發生了變化,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進步,能否就用“新”來重新命名?因為“新”與“舊”(或者“傳統”)是相對的概念,有時間的因素(學術進步)在里面,如果輕易用“新”“舊”劃分,那么,再過20年革命史研究又有了進步,是否還需要提出“新新革命史”的學術概念?

  “新革命史”的重要創新,是將社會史的方法引入革命史研究,甚至有社會學領域的專家參與到“新革命史”的倡導中。目前史學研究一種普遍的趨勢是,強調學科交叉,多數歷史學的課題申報、論文寫作中,都強調借鑒了其他學科的方法,就是不提歷史學的方法。這似乎有一種“學術自卑”。殊不知,歷史學的實證研究、考訂方法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基礎的方法。許多其他學科的學者也在借用歷史學的素材與方法,歷史學者自己反而不自信,舍近求遠。歷史學者要堅持學科本位的自信,同時保持學科開放的胸懷。

  02 為何新?

  李金錚教授提出,“新革命史”是“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審視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復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但是,傳統革命史似乎也做過同樣的工作。撇開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不論,我們讀到的“文革”前出版的《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回憶錄,關于紅軍長征的研究,都是力圖反映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與復雜。前幾年更有一部反映革命曲折與復雜性的著作,直接取名《苦難輝煌》,影響很大。

  其實,任何一個時代的學術,都受環境因素的影響,都有其局限性,不可以現時的標準苛求前人。在回顧蔣介石研究的學術史時,有學者提出,1978年之前沒有蔣介石研究。我不茍同這種意見,1948年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僅人民出版社就發行60余萬冊,成為1976年前中國大陸具有壓倒性影響的著作,這就是那個時代研究蔣介石的標志性作品。顯然,我們不能說1978年前沒有蔣介石研究。再如,楊天石先生一本很出名的書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有位較早涉足蔣介石研究的學者曾發問,以前人的努力,就不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嗎?楊天石找到了沒,如果他找到了,今后其他學者還要找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每個時代的學者,都有自己的使命與追求。

  李金錚教授提出,“新革命史”的方法主要包括五個方面:運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強調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革命史與大鄉村史相結合,從全球史視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開拓新的研究視點等,他并詳加闡述。這五個方法,基本上就是眼光向下,注意長時段、大空間與多角度。其實,這是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趨勢,各領域的學者均做過不同程度的努力,并非“新革命史”所獨有。而且,李教授又提出,這些方法“決不意味著已包羅殆盡,而應持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所有能夠進一步推動革命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皆可視之為‘新革命史’”。問題來了,“新革命史”到底是為了更弄清中國革命的規律,還是就是為了提出新的視角與方法?

  關于“新革命史”的成果,據倡導者的列舉,主要有何高潮的《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臺灣學者黃金麟的《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日本學者丸田孝志的《革命的禮儀——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政治動員與民俗》(東京:日本汲古書院,2013年),以及齊小林的《當兵: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等。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在倡導者看來,這些著作都可以被視為符合“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的作品。但是顯然,多數上述學者不能說都明顯具有了“新革命史”的自覺意識。因此,這樣的舉例顯得有些勉強,因為有些海外學者可能都沒有聽說過“新革命史”這個詞,有點被“新革命史”了。大陸學者中被視為“新革命史”楷模的楊奎松、黃道炫等人,也沒有多少談論“新革命史”的文字。這是為什么?

  03 如何新?

  我的第三個問題是:如果沒有“新革命史”的概念,革命史研究會不會創新與發展?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新革命史”與傳統革命史之間存在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從研究對象而言,兩者都是以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歷史(當然中共領導的革命史為基本主線)為研究對象;從研究內容而言,傳統革命史可能偏重對宏觀的、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研究,“新革命史”則轉而注重研究微觀的、區域的事件和普通的歷史人物。后者是在前者基礎上的延伸與拓展,可以對前者尚未關注或關注不夠的領域加以擴展和深化,但不可能否認或者推翻前者對有關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基本結論。就研究方法而言,傳統革命史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遵循歷史學科的基本方法,以史料為依據對革命史相關的制度、事件與人物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新革命史”借鑒了社會史、經濟學等學科方法,將原來的農村、農民、土地研究,發展為根據地鄉村社會史研究,將原來的經濟史研究擴展為根據地社會經濟史研究等。

  那么,未來的革命史研究如何創新呢?“新革命史”倡導者提出的五個方面:運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強調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革命史與大鄉村史相結合,從全球史視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開拓新的研究視點等,非常重要。但筆者以為,還可以增加一些。通常促進歷史研究發展與創新的基本要素是三個——新史料、新觀念、新方法。這都是老生常談,正確的廢話,但也是至理名言。歷史學是一個實證的學科,再精妙的結論,也需要史料支撐。這次會議,有不少論文是談史料發掘與整理的,也有不少從新的角度與方法來探索中央蘇區的歷史,應該很符合“新革命史”的標準。

  從創新的角度來講,我向“新革命史”的倡導者提四點建議,幫助其完善:

  1.在時間上,“新革命史”特別強調革命的“延續性”,但目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很少關注到1949年之后。新的研究應該注重將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貫通,考察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經驗如何影響到中共領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

  2.在空間上,“新革命史”只注意到黨在鄉村的發展,與農民的關系,較少注意黨在城市的發展,與工人、知識分子、市民的關系。新的研究應避免過度“重農村,輕城市”的傾向,適度注意革命力量在城市的發展。

  3.在方法上,“新革命史”主要借鑒社會學的方法,其他方法也可以借鑒,且有成功的經驗。以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為例,她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三本書,第一本是寫農民與“革命”的關系,后兩本基本上是寫工人與革命的關系。最后一本以江西萍鄉安源為個案,講述共產革命在中國底層社會的興起、傳播乃至異化,以及后來被塑造成不同版本的革命傳奇故事。她研究的基本素材,都來自近代歷史,這是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研究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成功范例。據她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她正著手要寫第四本有關中國的書,也是取材于近現代歷史,且貫穿1949年前后。

  4.借鑒學界研究革命對象的成果,推進革命史的研究。當年,李新先生為了民國史研究的合法性,提出要深入研究革命史,必須研究反革命的歷史,“開展民國史研究是為了更好地研究革命史”。我個人覺得,老一輩學者這樣提,在當時是一個聰明的策略。這些年來,民國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其成果確實可以為革命史研究提供更廣闊的背景與借鑒。民國時期,幾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與決策,深究其背后,大都能找到國民黨的因素。國民黨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對象,要全面認識共產黨革命的歷史,必須了解國民黨的歷史。如果沒有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存在,共產黨的革命歷程(包括其艱難性和曲折性)肯定會大不相同。比如,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又何來紅軍的“反圍剿”?

  我覺得,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加強,“新革命史”的理論會更加完善,成果會更加豐滿。

  要說明的重要一點是,“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對于深化與豐富革命史的研究,在理論上是有積極探索意義的,且在實踐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值得肯定。我提出以上問題的主旨,并非要否定“新革命史”,恰恰相反,而是希望使 “新革命史”這一學術概念更完善更科學。一個學術概念的提出,既要有明確的定義,其內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也要兼顧學術發展的實際情況。

  在此,可以提及西方學術史上一樁故事,以資參照:20世紀80年代西方歷史學領域興起了以“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興起為標志的全面轉向。相較于之前的歷史研究,“新文化史”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方面,它注重從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視野中進行歷史的考察,即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于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的范疇之內;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歷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類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號、儀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內涵與意義。“新文化史”概念風靡一時,出現許多重要成果,提出此概念的美國歷史學家林·亨特(Lynn Avery Hun)獲得廣泛的支持與聲譽,2002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然而,在經過一段實踐后,“新文化史”逐漸顯露出其局限,作為新文化史的旗手,亨特也逐漸放棄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她在1999年出版的論文集《超越文化轉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中,對“新文化史”的提法進行了修正,甚至很少提到“新文化史”的概念, 而籠統地概括為“文化轉向”了。【承魏兵兵提示,關于“新文化史”的演變,所有論點來自周兵先生的3篇論文:《林·亨特與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西方新文化史的興起與走向》(《河北學刊》2004年第6期)、《新文化史與歷史學的文化轉向》(《江海學刊》2007年第4期)。】

  簡言之,所有的理論與方法,都是為了準確地解釋歷史,深入地研究歷史,都是工具,能用就好,沒有新舊、高下之分,能解決問題是最重要的。對于具體問題的研究,“新方法”未必比“老方法”更管用。如果不顧實際情況,一味求“新理論”“新方法”,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我知識有限,這里只是提出問題,“無知者無畏”,一方面通過努力學習來尋找答案,另一方面也希望各位賜教。

  謝謝大家!

  鳴謝:肖如平、劉大禹、魏兵兵、方勇、傅敏、陳偉、鐘健等青年學者對本文修改有貢獻

  【本文系由作者在“多元視野下的中共蘇維埃革命”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2018年6月)上的大會發言整理擴充而成。】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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