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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啟示

余品華 · 2018-10-15 ·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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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這本蘇聯教科書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論,認為“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看來,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

  作者:余品華,江西省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

  [摘 要]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始終卷不離手。他擔任黨的領導人后曾組織過幾次集體讀書,其中兩次尤為重要:一次是1935年到延安后讀蘇聯哲學教科書及其他哲學著作;另一次是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兩次讀書在黨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同印記,向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啟示,其歷史意義是深遠的。

  [關鍵詞]毛澤東;兩次集體讀書;歷史意義;現實啟示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始終卷不離手。他擔任黨的領導人后曾組織過幾次集體讀書,其中兩次尤為重要:一次是1935年到延安后讀蘇聯哲學教科書及其他哲學著作;另一次是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兩次讀書在黨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同印記。

  一、毛澤東兩次集體讀書活動的比較

  毛澤東第一次讀蘇聯教科書是1936年到1937年8月,讀的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和《新哲學大綱》三本哲學教科書,共寫下1.5萬字的批語。在讀書的基礎上他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作為他在抗大講授哲學的講稿,后來在此基礎上改寫為《實踐論》和《矛盾論》。他不僅讀蘇聯哲學教科書,還讀當時在延安能找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也讀古希臘哲學家和西方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還讀李達、艾思奇的哲學著作,共寫下8本書的批注,計兩萬余字和近千字的《讀書日記》。從1936年11月到1941年秋的近5年,他刻苦鉆研哲學,不僅在抗大、陜北公學講授哲學,還在1937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組織了一個6人哲學小組,重點討論哲學問題,并建議成立了延安“新哲學會”,組織黨政軍干部學哲學。

  第二次先是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與到會同志一起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接著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杭州組織幾人和他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歷時兩個月。這次他沒有寫書,而是形成了由鄧力群后來整理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以下簡稱《批注和談話》)。

  這兩次集體讀書的共同點如下:第一,都是在革命或建設的關鍵時刻,第一次是在第三次“左”傾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被迫長征到達延安之后;第二次是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出現“浮夸風”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刮起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共產風”之后。第二,都是為了反對照抄照搬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第三,都組織了讀書小組。第四,都主要是讀蘇聯的教科書和斯大林著作。第五,都是為了探索中國的革命或建設道路。不同之處在于:第一,在延安,毛澤東主要讀蘇聯哲學教科書及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著作,1959年在杭州則主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前者目的主要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解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問題,從而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后者則主要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建設規律問題。第二,在延安讀書時毛澤東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筆記,并在此基礎上整理出版了《實踐論》與《矛盾論》。這兩部著作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作;而1959年這次讀書,毛澤東沒有寫書,只留下約10萬字的談話記錄和大量批注,其中包含大量的珍貴思想信息。第三,延安讀書的結果是直接產生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可以說這次讀書極為成功。杭州讀書則未形成系統、成熟的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經濟理論體系(雖然其中不乏閃光的思想)。第四,第二次讀書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所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本身就存在根本問題。蘇聯模式存在根本弊端,而教科書寫法也有很大弊端,因此不可能使讀書獲得多少正面啟示和效益。二是歷史的局限性,這也是根本的原因。從1949年到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10年,真正從社會主義革命轉到社會主義建設從1956年算起才不過3年,實踐時間太短,經驗太少,根本無法真正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當時毛澤東雖已看出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端,想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但總的參照系仍囿于蘇聯經驗,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經驗及其理論,未作為另一種參照系予以一定關注。三是當時讀書小組成員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人均非經濟學方面權威或經濟部門直接領導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足或遺憾。

  二、毛澤東50年代末讀書的《批注和談話》的重大歷史意義

  雖然毛澤東此次集體讀書不如延安那次那樣成功,但仍有重大意義。他當時所作的批注和談話,是20世紀50—60年代,即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后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其思想發展的中間一環,上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接《十年總結》一文,下承60年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與論斷,因此這篇《批注和談話》對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歷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對了解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者、探索者所經歷的心路和思路歷程有很大裨益;對了解毛澤東晚年思想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總之,這次讀書活動是在廬山會議之后展開的,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觀點,但又因為有了“大躍進”之后糾“左”的經歷,所以同發動“大躍進”時又有所不同。這篇著作雖然未能解決如何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但其核心主題是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在探索中的初衷和艱辛、成就和失誤都是我黨的寶貴財富,這從讀書幾個月后他寫下的《十年總結》一文也可得到印證。

  195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份。經過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群眾發動起來了,取得了農村7000多萬人上陣根治水患等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共產風”“浮夸風”。1960年6月,毛澤東寫下《十年總結》一文,他說:“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我企圖從歷史來說明問題,使我們盲目性少一點,自覺性多一點,被動少一點,主動多一點,不要喪失主動權。”他在文中一開始就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注:即‘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此后,他通過鄭州會議等一系列會議來糾正錯誤,他認為主要是解決了“集體和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限問題以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但還未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對鋼鐵生產高指標“大躍進”問題也直到1960年7月才徹底糾正。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認為:“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這篇《十年總結》因而也可視為毛澤東這次讀蘇聯教科書的目的和緣由、成就與收獲、缺陷與不足、意義與作用的某種總寫照。

  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探索的一些重要啟示

  (一)關于矛盾學說的思想

  《批注和談話》對矛盾學說,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大量論述,直接來自他的《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的核心思想和最大理論貢獻,也是對蘇聯教科書和蘇聯模式的最根本批評。這一理論貢獻貫徹至今,鮮明地體現在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分析之中。

  毛澤東認為,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他指出,教科書上“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個說法不妥當。矛盾才是動力,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對教科書中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會弄到發生經濟危機、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類沖突的地步”的說法,他表示:“這個說法不合乎辯證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調和的矛盾?只能說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不能說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是沒落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沒落的,所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是前進道路上的矛盾,這點教科書是說得對的。”他評價斯大林說“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沖突。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教科書在這里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他還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因此,他提出“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如何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并未找到正確的方法。他從主張用“整風”的方式發展到用“大字報”、會上斗爭等方式,為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采用“大民主”方式、不重視法治埋下了伏筆。

  (二)關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可以躍進的思考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工業化、工業革命可以搞得更快些,不僅可以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超過蘇聯的工業化進程,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工業化伊始就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1958年“大躍進”的不成功似乎否定了毛澤東這種設想。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總體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以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速度發展,取得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驕人成績,表明毛澤東當年的判斷和設想并沒有錯,對“大躍進”可能性的分析總體也沒有錯,“多快好省”的提法總體也不能說錯,只是在探索工業化道路和具體方法上有歷史局限性,未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較快發展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當時認為,“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他還提出要思想解放,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

  毛澤東還研究了當時美國、法國等對中國的評論,如美國康倫公司關于“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工業革命最迅速的國家之一”的報告和1959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工業化條件比蘇聯優越的論述。他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第三,實行技術革命,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在這段話后毛澤東加了一段:“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推翻了帝國主義等三座大山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亞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1章“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毛澤東說,“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原來的工業越落后,速度問題也越尖銳,不但國與國之間比較起來是這樣,就是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比較起來也是這樣”。他還對“大躍進”時期“土法煉鋼”的群眾運動、鋼產量定為3000萬噸以及農業產量“放衛星”等進行了反思,認為經過一系列會議反掉了當時的“左”傾,指標已經逐步落實了。當然,當時糾“左”是不徹底的,特別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等之后,從反“左”又轉為反右。但是當時對“大躍進”的“浮夸風”、高指標等確已有所糾正。此外,毛澤東還對中國富起來后也會出問題作了預測。

  (三)關于所有制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

  在讀書過程中,毛澤東非常重視管理問題,多次談到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強調這是生產關系中與所有制和產品分配并列的三大關系之一。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包括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變革。不同所有制、不同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關系應有所不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人與人處于平等、同等地位,不同于資本主義所有制中資本家與工人的雇傭勞動關系,而是一種管理關系。管理就是一種生產秩序或治理秩序問題。

  毛澤東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管理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參加管理。國有企業當時提倡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他說:“關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蘇聯教科書只有一句空洞的話,即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關系’。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建立后還要有變化和發展,但無論全民還是集體所有制在一定時期內其性質又是相對穩定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是不斷變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0年間,“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他強調,所有制方面的變革、革命,“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這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管理、治理問題即便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存在,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如何治國理政,如何搞好社會治理,如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實現治國理政體系和治國理政能力的現代化,這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新任務。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即將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過渡,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中國已走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中國在社會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的管理問題已與全球治理、人類治理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管理、治理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的突出問題。治理赤字已與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并列為世界三大赤字。毛澤東當年這方面的論述,今天仍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四)毛澤東關于怎樣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些思考

  習近平于2015年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目前已成為理論界一大熱點。關于如何撰寫,毛澤東讀蘇聯教科書時的一些談話,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是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毛澤東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從什么地方開始寫起?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他認為應當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從生產關系的所有制入手,但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就是“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他認為,蘇聯教科書的整個結構是從所有制變革開始,我們寫“也可以從所有制出發。先寫生產資料私有制變革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再寫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矛盾,以及這個矛盾發展的趨勢和解決的辦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否主要應寫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共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矛盾和解決之道,值得研究。

  二是寫書應從分析現實入手,而不應從概念或規律入手。毛澤東在分析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這本書的另一個缺點,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毛澤東指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他的這些真知灼見對當下編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有重要指導意義。

  三是認為寫書的經濟學家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經濟問題的內行,懂經濟實踐,同時,寫書要展開對錯誤觀點的一定批判,這樣書才有生氣。毛澤東說:“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于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他還認為,寫書要有批評對象,這樣才會有生氣。

  四是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必須具有哲學家頭腦。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他強調,“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正因此,毛澤東在讀這本教科書時發表了大量關于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論述,特別是對人們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規律,從認識論、唯物辯證法方面談了很多。他還指出,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認真進行研究,這樣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客觀規律。

  毛澤東對這本蘇聯教科書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論,認為“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看來,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他關于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意見在今天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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