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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時期的農村俱樂部與農村文藝活動的組織化

徐志偉 · 2018-10-16 ·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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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俱樂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農村文藝的種類和供給量,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傳統文藝形式向現代文藝形式轉型。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與政府的主導、行政的推動是分不開的。當時各級政府部門首先在制度上規約了俱樂部的發展方向,把農村俱樂部視為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而不是簡單將其視為發展“文化產業”的機構,決不允許借以牟利。

  新中國成立之前,農村的文藝活動,主要依靠宗族、家族或民間團體“會”、“班”、“社”來開展。農村“會”、“班”、“社”團體的名目較多,比如河北,較大的農村一般都有“同樂會”、“民俗會”、“吹歌會”和戲班、劇社等。很多民間團體帶有濃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和地方風格,有的甚至直接宣揚封建迷信,但它們與農村文藝活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對農村文藝的內容、形式有著極強的制約性。這些團體的存在顯然有礙于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建立。新中國成立后,新政府為了在廣大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文藝活動,一方面對這些團體進行了取締或改造,另一方面也積極建立新的文藝活動組織,農村俱樂部應運而生。由此,農村的文藝活動開始走上了規范化、組織化的道路。

農村俱樂部的興起

  農村俱樂部的歷史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早在1929年,閩西革命根據地便開始出現農村俱樂部。同年12月,共青團閩西特委要求每鄉組織一個俱樂部。中央蘇區形成后,農村俱樂部進一步發展,截至1933年,僅在興國縣長崗鄉,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就多達4個,每村都有1個。1在中央蘇區的示范下,其他蘇區也競相開展農村俱樂部建設工作,其中以閩浙贛蘇區最為典型。1933年3月,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在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將辦好俱樂部正式列為文化決議的重要內容。決議指出:“各級政府與各群眾團體密切聯系起來,協同努力,普遍建立各鄉的俱樂部。在俱樂部里面,應包括識字、讀報、壁報、工農補習夜校、新戲運動、晚會、研究工作的各部。在此工作中,都要以階級的政治教育,鼓勵群眾對革命戰爭的熱情,傳達解釋蘇維埃一切重要決議與中心工作為主要內容。同時,省文化部應計劃與實行訓練大批俱樂部工作干部。各級政府應發動甲俱樂部與乙俱樂部互訂比賽條件,進行各種工作的比賽,更有力地促進俱樂部工作的進步。”2

  有關資料顯示,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十分關心俱樂部工作,經常到俱樂部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并參加娛樂活動。有一次,他親自登臺演出話劇《年關斗爭》。劇本也是方志敏編寫的,反映年關斗爭時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向地主抗租抗債,參加農民革命團,舉行暴動,鎮壓惡霸地主,在慶祝年關斗爭勝利的歡樂聲中,迎來了新春佳節。方志敏扮演一位貧農,擔任主角,邵式平、黃道等人也參加演出,當得知幾位領導登臺演戲時,臺下不斷騰起歡呼聲。由于省蘇維埃政府以及方志敏等領導都把搞好農村俱樂部工作當作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來抓,閩浙贛蘇區農村俱樂部發展很快,到1933年底,全省鄉俱樂部達357所,基本上實現了當年3月份“二大”決議提出的“普遍建立各鄉俱樂部”的目標。3

  在總結各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1934年,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頒布《俱樂部綱要》,其中規定:“鄉蘇的俱樂部,同時也是該鄉一切農民基本群眾的俱樂部。每一俱樂部之下,按照伙食單位(或村莊)成立列寧室,每一列寧室至少須有識字班、圖書室及墻報,此外,還必須有運動場或游藝室的設備。”“凡是蘇維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樂部。”4這一綱要的頒布,意味著蘇區農村俱樂部進一步健全了組織形式。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農村俱樂部的數量持續增長,據1945年6月統計,僅在膠東解放區、游擊區,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就達到了一萬兩千五百多個。5這些俱樂部內設劇團、民校、識字班、壁報組、秧歌宣傳隊、讀報組等,圍繞中心工作廣泛開展文娛活動,“1946年統計,有5000個農村劇團配合土地改革運動演出過歌劇《白毛女》和《兄妹開荒》、《敗子回頭》等小歌舞劇。”6這些文娛活動,不但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培育農民的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

  新中國成立后,各級人民政府繼承蘇區、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的傳統,高度重視農村俱樂部建設。以蘇南行署區為例,據媒體報導,該區吳縣姑蘇鄉,早在1950年6月便在縣教育科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成立了農村俱樂部。俱樂部由專設的委員會(由冬學委員會改組)領導,委員中包括農會干部、鄉行政干部、小學教師、青年團員、工作隊干部等17人。俱樂部下分設文教(負責辦民教班、學習互助組、讀報組、黑板報、閱覽室及流動圖書室等)、娛樂(領導劇團、歌詠隊、兒童歌詠團等)、生產(領導蠶桑組、開山組、刺繡組、捕魚組、制草鞋草包組)、總務(管理雜務、辦代筆問事、大眾衛生及群眾會堂等)等四股。俱樂部的經費由群眾自愿捐助并由副業生產來解決。俱樂部所辦的民教班,采取“生產教學”、“巡回教學”的方法,指導農民學習,獲得了很好的成績。生產教學是利用農民在田里生產休息時間,以漫談的方式進行教學,講解治螟、施肥等,有時還讀報。巡回教學是把學員按自然村分編小組,由小學教師與俱樂部干部每天傍晚到各村輪流教學,并利用小先生(五六年級小學生)來幫助農民識字。7在吳縣之后,該區的江陰縣人民政府1950年8月也做出規劃,推行一村一俱樂部運動,并率先在三官殿、南殿、夏港、楊舍等四個村子進行試點建設。8據統計,截至1950年7月,全區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已達130余所,至1951年4月,全區農村俱樂部更是發展到424所,而1952年比1951年增加更多。9

  與全國各地的俱樂部建設實踐相配合,文化部也將發展農村俱樂部列入工作計劃。1951年4月,政務院批準《文化部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該文件要求:“爭取在兩年內做到每一個縣有一個文化館。在有條件的村鎮設立農村俱樂部。文化館、俱樂部確定以識字教育、時事宣傳、文化娛樂及普及科學知識為主要任務。”101954年,文化部在《關于1954年文化工作的基本總結和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針和任務》中再次強調:“農村俱樂部和農村劇團對推進農村互助合作和農業增產有重要的作用,各地應隨著當地農村合作運動的發展,一般地以較大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合作運動發展的鄉為單位,采取重點試辦、積極和穩步發展的方針,開展農村俱樂部的工作,并應大力加強對它們的輔導。”11

  按文化部的工作部署,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紛紛推進農村俱樂部建設。1953年,湖北省委發出“把農村愛好文藝的青年農民組織到俱樂部,開展各項文化宣傳活動,活躍農村文化”的指示,全省各地的文化館立即成立工作組深入鄉村推進俱樂部建設。121954年初,河北省文化局指示各地重點建立農村俱樂部,要求各縣文化館首先進行摸底選點工作,并向各鄉、村作宣傳和示范。13 1955年,山西省文化局發出指示,根據全省各地農業合作化發展情況和群眾文化工作基礎的不同,提出了要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較快、群眾文化活動發展得較好,并已取得俱樂部工作經驗的地區,應以較快速度發展;一般地區,應先進行重點試辦,取得經驗,然后大量發展;基礎較差的地區,須首先發展各個單一的群眾文化組織(如圖書室、業余劇團、歌詠隊、讀報組、音樂組、幻燈站、文藝組等),加強領導,逐步提高,積極創造條件,重點試辦。對只有形式、缺乏經常活動內容的俱樂部,應加以整頓,然后逐步發展和提高。要求到1956年,做到全省平均每鄉有一個俱樂部,在條件較好的地區,還應爭取一百戶以上的較大農業生產合作社都建立起俱樂部組織,并在全省一千個集鎮建立中心俱樂部。在大力發展農村俱樂部的同時,還要加強對單一的群眾文化組織的領導。必須了解,各個單一的群眾文化組織是建立俱樂部的基礎,任何只注意發展俱樂部而放松和忽視對單一群眾文化組織進行思想領導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14為了學習貫徹文化局的指示精神,1955年12月25日出版的《山西日報》專門配發了社論。該社論再次重申俱樂部建設的目標:“1956年底以前,全省要培養出兩萬五千個農村文化活動骨干分子,建立兩萬個農村俱樂部”,最終“在全省形成一個以農村俱樂部網為中心的農村文化事業網”。15

  1956年,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俱樂部得到了進一步重視。1956年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大力發展農村俱樂部》的社論。社論指出:隨著波瀾壯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急劇發展,農村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由于農業勞動的集體化和生產關系的改變,由于農民中的社會主義意識日益發展,由于發展生產的迫切需要,廣大農民群眾日益要求提高文化水平和掌握新的科學技術知識,要求有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大力開展農村文化工作,大力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村中的陣地,滿足農民的需要并推動農業合作化和農業增產運動的繼續前進,是文化工作的各級領導者當前一個最迫切的重大問題,也是全體農村文化工作者的最高任務。而開展農村文化工作的中心環節,是大力發展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的農村俱樂部。16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后,文化部會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于1956年2月21日發出指示,要求“各地應爭取在兩年內分批分期地建成一個遍布各鄉各村的俱樂部網”。首先,該指示明確了農村俱樂部的性質和建設目標:“農村俱樂部是黨和政府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農民群眾進行廣泛的文化活動的綜合性的組織形式。各地應爭取在兩年內分批分期地建成一個遍布各鄉各村的俱樂部網。”其次,規定了俱樂部的創建主體:“俱樂部原則上應該以農業合作社為基礎來建立,使群眾的業余文化活動組織和生產組織密切地結合。有些農戶太少、人手缺乏、不能單獨辦俱樂部的合作社,可以和附近的合作社聯合起來辦。合作社辦的俱樂部應該關心社外農民的文化生活,并且歡迎他們參加活動。目前有些以鄉或者村為單位建立的俱樂部,可以根據當地的情況,或者轉為合作社辦,或者暫時保留鄉辦村辦。”再次,確定了俱樂部的創建原則:“俱樂部的組織機構必須以精干和便利工作為原則。暫時還沒有條件建立農村俱樂部的地方,應該積極地發展各種單一的文化活動組織,像歌詠隊、業余劇團、圖書室、讀報組、黑板報編輯組、幻燈組、自樂班、舞蹈組和各種球隊等等,充實它們的活動內容,以便逐步地在他們的基礎上建立農村俱樂部。”最后,還規定了俱樂部的活動內容:“俱樂部的活動應該同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業生產和其他中心工作密切結合,應該主動地配合掃盲工作,同時要注意開展一切有益于群眾身心健康的文化娛樂活動,并且要靈活地運用多種多樣的活潑有趣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吸引廣大農民群眾自愿地和高興地參加。俱樂部活動內容一般可以包括宣傳、教育、文藝、圖書流通、體育、衛生等項。各地應該根據當地情況和俱樂部本身的條件,實事求是地加以安排,可多可少,不要強求一律。”17

  文化部與團中央的指示發出后,各地掀起了農村俱樂部建設新高潮。截至1956年底,全國各省、區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均創新高:云南省達4336個18;吉林省達5000多個19;廣西省達7221個20;山西省達17000個21;河南省達18420個22。而四川省和湖南省更是突破了2萬大關,四川省23699個23;湖南省23626個,建有俱樂部的農業社占全省農業社總數的28%。24

  全國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持續增長,截至1960年,僅湖南一省農村俱樂部的數量就逾6.5萬個,但其中不少是浮夸風和形式主義的產物。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后,很多俱樂部陷入停頓,名存實亡。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后,各地紛紛出臺指導意見,要求各地糾正大躍進中農村文化活動的一些偏向。通過調整、整頓,重新規范了農村俱樂部工作的運行機制。251963年,隨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農村俱樂部再度活躍,但有的已改名為社會主義文化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俱樂部與文化室并存。

農村俱樂部的組織及設施

  農村俱樂部是農業社的一個組成部分,被定性為黨對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陣地、農村業余文化活動的核心組織,這決定了它必須在社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工作。至于具體由誰來領導,要視俱樂部所屬范圍的大小而定。由一個合作社辦的俱樂部,一般由這個社的黨支部來領導,幾個合作社合辦的俱樂部,一般由這幾個社的黨支部推舉代表共同來領導,統一受鄉人民委員會領導。當地文化館、站對所有農村俱樂部,都有業務輔導的責任。黨支部領導俱樂部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審查修訂俱樂部活動計劃,經常檢查執行計劃的情況;定期召開俱樂部主任、活動組組長會議,貫徹意圖,布置任務;這種統一領導的好處是:基層黨組織可以把俱樂部工作抓起來,確保俱樂部為中心任務和中心工作服務。

  除了統一領導,還要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多數俱樂部都設有俱樂部委員會,委員人數按實際需要來決定,一般有委員五至七人,其中包括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事務會計一至二人。委員由黨、團代表、文教委員、婦女代表以及各業務活動組織的負責人擔任。正主任由黨、團代表或鄉、社文教委員來擔任,副主任由委員會內民主產生。事務會計人員由委員會指定。委員下按需要設業務活動組,一般有宣傳組(如編黑板報、放映幻燈、舉辦展覽、組織講座等)、學習組(如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文化、讀報等)、文藝體育組(如唱歌、講故事、演小節目、拔河、打籃球、打乒乓球等)、總務組(保管活動工具、籌集活動經費等事務性工作)。有些基礎好、骨干多的俱樂部,還單獨成立圖書室、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科技研究組、文藝創作組、夜校等。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由組內民主產生。當然這只是通行的俱樂部組織架構,并不是硬性標準,文化部在1956年12月6—13日召開的各省、市文化局長會議中就曾指出:“發展俱樂部應從原有群眾文化活動的基礎出發,規格不宜強求一律,可大可小,可簡可繁。”26在具體實踐中,業務活動組的數量通常是根據各地區、各個社的具體情況而決定,沒有統一的規格,當時規模較小的俱樂部只有兩三個活動組。

  俱樂部的一切活動都與群眾的文化生活息息相關。僅靠少數俱樂部領導的力量,顯然不足以辦好俱樂部。因此,吸收青年骨干并發動廣大群眾參與,就成了辦好俱樂部的關鍵。很多地區的俱樂部在建立初期,群眾的態度并不積極。有的青年認為演戲是下賤的事情,家長更不同意,認為自己的子女到俱樂部不光彩,會惹是生非,被人笑話,又怕到俱樂部,成天玩樂,耽誤生產,影響收入。一部分人還怕俱樂部辦起后,浪費社里的錢。總之,當時遇到的思想問題較多。在打通群眾思想方面,云南省鄧川縣永福社俱樂部的經驗曾被媒體介紹。這個俱樂部把共青團員作為俱樂部活動的骨干力量,不斷教育和幫助他們,具體辦法一是幫助他們當好家,安排好時間,適當解決生產、生活上的困難;二是進行經常性的評比,通過紅旗、光榮榜、喜報等方式及時表揚參加活動的積極分子,鼓舞大家的干勁。參加俱樂部活動使這些青年在政治、文化、生產上都有所提高,因此,得到了家長們的普遍支持。27但永福俱樂部的成功并不是普遍的,也有很多俱樂部在吸收青年骨干過程中遇到了阻力。比如山西省昔陽縣趙壁俱樂部,合作化后,俱樂部的活動日益增多,由于沒有發動群眾參與,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幾個骨干身上,“寫黑板、搞廣播、編材料、田間、串街,部內部外都是這幾個人,有時還要寫總結報告,誤了生產還得少掙工分,所以有些積極分子就提出不干了。”這種局面使俱樂部的領導者認識到了只有充分發動群眾參與,才能保證俱樂部的可持續發展。在接下來的實踐中,該俱樂部根據群眾的不同愛好,開展單項活動,以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該俱樂部“剛建立時有劇團、幻燈、讀報組等幾個基層組織,參加活動的只有20余人。為了使文娛活動真正成為群眾性的活動,根據群眾的要求組織了八音會,建立了秧歌、快板、歌詠、雙簧等組、隊,特別是發掘了‘漁家樂’、‘小放牛’等民間藝術形式后,吸引了一些老年人也都參加了表演。此外還根據群眾的喜好和特長,建立了一個剪紙小組。俱樂部的基層組織發展到12個,參加活動的群眾達全體社員的30%,真正成了上臺是演員,下臺是觀眾,大家表演,互相欣賞。同時,俱樂部委員們又明確了分工負責領導各項活動,從而少數積極分子誤工的問題便解決了”28。

  解決了人員參與問題,還要解決設施、經費等問題。建國初期,農村的物質條件普遍較差,除了極少數俱樂部外,大部分農村俱樂部都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為了克服這一困難,有的俱樂部把樂器、圖書、幻燈等用具分別保存在積極分子家里。許多活動都分散在田間、村頭或社員家里進行。有些比較集中的活動則借用大隊的辦公室或小學校舍舉辦。在解決俱樂部活動場所方面,江西九江地區的做法頗具創造性,采用“三堂一部”的辦法,妥善解決了俱樂部的場所問題。所謂“三堂一部”,就是利用公共食堂做課堂、會堂和俱樂部。這種辦法有三點好處:第一,便于領導上互相兼顧,加強對俱樂部的領導。因為食堂工作一般是由一個生產隊長或支部委員負責,實行“三堂一部”后,隊長或支部委員就可把俱樂部一并管理起來,從而加強了俱樂部活動的政治思想領導,保證了文化工作的政治掛帥。同時,食堂會計或炊事員,還可兼任俱樂部的管理員,從而解決了沒有專人管理的困難。第二,可以統一時間,便于集中,有利活動。食堂一般都是以生產小隊為單位設立的,地點也較為適中;每個食堂大概都要供給50個以上的人使用,每日三餐,因而每天最少集中三次,這樣就給俱樂部組織活動帶來了很大方便:既可利用業余時組織閱讀書報、學習文化、唱歌跳舞、表演節目,又可利用飯前飯后、會前會后的空隙時間,開展小型多樣的文化活動。第三,可以充分利用食堂里的設備,節約經費開支。食堂一般都是設在村上較大較好的房屋里,備有足夠的桌凳,無論是夜校上課、召開會議、讀報看書、下象棋、打撲克等,都不需再增添桌凳設備。29

  實行“三堂一部”是解決俱樂部房屋、桌凳設備的有效辦法,但并沒有解決所有的設施問題。俱樂部要想開展更豐富的活動,設備短缺是瓶頸。面對這一困境,很多俱樂部采取的辦法是充分發動群眾,依靠他們的智慧與力量去解決。比如,浙江省桐鄉縣虎嘯公社李家壩大隊俱樂部,創辦伊始,“大隊部只有一份《浙江日報》,俱樂部里的圖書除一部分是縣里獎來外,大部分是青年們從自己家里拿來的,集中在一起供大家閱讀,大隊沒有為購買圖書花過一分錢。”演出所用的“二胡、笛子、鑼鼓等樂器均是青年們從自己家中帶來,演出用的簡單道具,如服裝、帽子、步槍、大刀等則都是自己動手制作,從不花公家一分錢”。30山西省昔陽縣北關,“俱樂部沒有書架,孫國貞自動將自己的一個破書柜獻出來,經過裱糊粉刷變成了嶄新。毛根成也把自己的桌子借給俱樂部,王黑小帶頭捐圖書,在他的帶動下共捐了圖書300多本。”“俱樂部缺少活動工具,音樂組便用蛇皮自己制造了四把二胡,節省開支28元,快板組找了一些舊竹筒,制造了六付和平板,節省開支兩元,全年在活動中只花了社里五元錢,作的工作卻不少。自編了小劇1個、快板84個、順口溜102個、鼓詞8個、說唱12個、秧歌14個、幻燈片6套42片、漫畫3l張、小調4個、組織晚會7次,演出劇目6個、演唱小型節目25個。”31

  不單是設備,俱樂部的活動經費也大都由群眾自己解決。俱樂部的工作,有些是必須花錢的,如辦黑板報、出墻報,辦展覽等。當時多數合作社的公益金都不充裕,無法給俱樂部撥較多的經費支持,導致很多俱樂部辦了一陣子就“熄火”了。俱樂部要獲得活動經費,需另找辦法。當時普遍做法是發揚南泥灣精神,發動俱樂部成員自己動手搞創收。福建省長樂縣聯新大隊俱樂部,利用國慶假日,發動團員、青年搞義務勞動,把隊里生產的席草搬運到船上去。青年們把這次義務勞動收入的40多元作為俱樂部的經費。他們還從長遠打算,繼續發動青年開展義務勞動,在洲田種席草,上山種果樹,開辟俱樂部活動經費來源。32浙江省蕭山縣浦沿公社浦聯大隊俱樂部,為了搞更多的活動,更是把創收工作常態化。據俱樂部主任王家安后來回憶:當年俱樂部的頭筆收入,是幾個俱樂部骨干把公社房子后面的一個池塘用水車車干,捉了30多斤魚,到街上賣掉,賺了12元錢。用這筆錢,俱樂部購買了一把二胡和化妝品。初嘗創收的甜頭后,俱樂部又與大隊附近的杭州電化廠接洽,找到了挖水溝、背鹽包的活。俱樂部的青年成員,利用晚上時間去杭州電化廠干活,賺的錢比捉魚多得多。公社中心學校要造房子,俱樂部得知后,派人拿介紹信去聯系,承包了運磚頭的業務。在全體俱樂部成員參與下,磚頭很快運完,俱樂部同樣獲得了不菲的收入。有了這些收入,俱樂部先后排了歌劇《白毛女》、越劇《智取威虎山》兩部大戲,因此名聲大振,不僅在本大隊的各自然村演出,還被邀請到兄弟大隊的俱樂部去交流演出。33

  總體而言,當時的農村俱樂部建設是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進行的。所謂“需要”,是指政治、經濟形勢的需要,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謂“可能”,是指適應當時農村生產水平,以及人、物、財力方面所能提供的條件。34可以說,當時農村俱樂部建設大體做到了“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將大多數群眾納入其中,并激發了他們的主體意識,其成效是顯著的。

農村俱樂部的輔導及活動原則

  農村俱樂部在組織上受當地黨支部領導,在業務上受當地文化館、站的指導。早在1953年,文化部就在《關于整頓和加強文化館、站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規定:“文化館、站是政府為開展群眾文化工作、活躍群眾文化生活而設立的事業機構”。“農村俱樂部是農民依據自愿原則建立的業余性的群眾文化組織,輔導農村俱樂部工作是文化館、站的任務之一。”351956年,文化部再次指示:縣文化館和區文化站在開展農村文化工作中負有重大責任,各級尤其是縣級文化行政機關必須積極地加強對它們的領導,使它們的工作得到不斷的改進和提高。文化館、站應加強面向全縣、全區的思想,抓緊發展農村俱樂部網這一中心環節,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組織工作和輔導工作。要集中或分片輪流訓練業余文藝活動骨干,為農村培養文化活動人才。這種輪訓也可吸收職業或半職業的民間藝人參加。要有計劃地做好圖書下鄉、圖片巡回展覽,輔導群眾文藝創作,傳授各種業務知識,組織講演報告,供應宣傳教育和文藝活動資料等工作。要舉辦小規模的群眾業余文藝會演。文化館、站在開展農村群眾業余文化活動時,應注意結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堅持貫徹業余、自愿、小型、多樣的原則,并且應適應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要堅決反對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的傾向和妨礙生產的做法,文化館在一般情況下應有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力經常深入農村去開展和輔導群眾的業余文化活動,其余人留在館內做好城關工作和館內業務。文化館應用本身的工作向農村俱樂部示范,并組織俱樂部的積極分子到館內參觀學習。區文化站應逐步發展為區或基點鄉的中心俱樂部,依靠所在地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和業余文藝組織來開展各種活動,并對附近各鄉的俱樂部進行輔導工作。青年團組織應很好地組織城鎮和農村的知識青年,幫助文化館、站開展農村文化工作。36

  根據文化部指示精神,各地文化館開始將輔導農村俱樂部工作作為重要任務,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推動群眾文化藝術活動的普及與提高。比如黑龍江省延壽縣文化館,從1954年開始,根據上級指示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俱樂部輔導。據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文化館工作從城鎮轉向農村后,一下子繁忙起來,“一方面輔導組每周都要下鄉輔導5天,回來一天準備、一天休息。另一方面,幻燈機、幻燈片、演唱材料、圖書畫報需要量大增,天天都有農村俱樂部的人來館里取材料和買幻燈機。一時幻燈機購買不著,文化館就自己動手制作了50多臺簡易幻燈機和一些幻燈片。”37同樣繁忙的還有湖北省棗陽縣文化館。1956年春天,該館“派了14個人組成三個工作組,下鄉分片包干,每片選擇一個重點,派兩個干部輔導,其他干部也人人扎點,全縣共扎了十個點。每個下鄉干部結合春耕生產和整社,扎扎實實地駐在重點上”38。通過一段時間輔導,全縣十個重點俱樂部得到鞏固。同時,為了避免“點上轟轟烈烈,面上冷冷清清”的局面,該文化館還積極推進俱樂部網建設。具體做法是:首先,“開辟巡回點(或叫附點)——在重點得到鞏固的基礎上,每個輔導干部除了堅持原來的重點以外,另開辟二至三個巡回點,輔導干部每月以5-10天的時間,到巡回點作輔導。對巡回點的選擇主要是鄰鄉較好的俱樂部,作為中心俱樂部的培養對象,全縣共開辟17個巡回點,對巡回點的輔導主要是推廣重點俱樂部的經驗,有計劃地進行業務輔導,供應演唱材料和幫助解決比較突出的問題。”39這些巡回點在文化館的直接培養和輔導下很快得到鞏固與提高,成了當地的中心俱樂部。“由于這些中心俱樂部對周圍俱樂部的示范作用,一般俱樂部經常派人到中心俱樂部學習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館通過會議的方式,“以原來十個重點中心俱樂部為中心建成了俱樂部網,其他點也都根據條件先后形成了俱樂部網”,全縣的中心俱樂部增至28個,而通過中心部所輔導的一般俱樂部則多達140余個。

  如果說業務輔導是鞏固和提高農村俱樂部的重要手段,那么工作人員的多寡則是輔導工作能否全面鋪開的關鍵。因此,克服人員缺乏的困境去開展大面積的輔導工作,就成為各地文化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方面,山西省左權縣文化館和四川省遂寧縣文化館創造了成功經驗。1958年前后,左權縣農村俱樂部的數量達200個,但文化館只有4個人做輔導工作,力量明顯不足。面對困境,該縣文化館除了抓建網、抓創作、抓訓練骨干等方法外,廣泛調動社會力量,組織了一支業余輔導大軍。具體做法是:面向縣、鄉各部門干部、小學教師、回鄉的轉業軍人,中小學畢業生、民間藝人等群體中的文藝干將和能手發出應聘書,文化館對受聘者進行業務培訓。經過三期聘請,共有128個文藝愛好者,被聘為業余輔導員。40遂寧縣文化館從1954-56年,經過“重點試辦”到“成批發展”過程,協助各農業社建立了622個俱樂部,基本達到村村社社都有俱樂部。l958年上半年,文化館為了配合完成縣委提出“奮斗四年,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規劃,將俱樂部調整發展到1941個,全縣平均每412人即有一個俱樂部。文化館面對這樣多的俱樂部,全館干部當年又從10人精簡成6人,輔導難度顯而易見。對此,該縣文化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多渠道挖掘輔導力量,具體做法是:館內直接舉辦“工農業余文藝學習班”、“川劇化裝學習班”與“金錢板演唱學習班等;“集中縣上”舉辦訓練班,訓練俱樂部領導和業務骨干;分區分鄉舉辦訓練班,訓練俱樂部領導和業務骨干;以師傅帶徒弟方式培養骨干;依靠各鄉小學舉辦“農民業余文藝學習班”;依靠各鄉中心俱樂部培養鄰近俱樂部骨干;組織下鄉巡回宣傳隊,集中鄉上或深入村內傳授業務技術;依靠寒暑假返鄉中學生,舉辦業務傳授站,培養俱樂部業務骨干;通過縣、區有關會議,結合教唱新歌與舉辦俱樂部示范活動;通過縣有線廣播站教唱新歌,藉以培養歌詠活動骨干。此外,文化館還分別與其他有關方面加強了聯系。“文化館聯系科普協會與農技部門,共同舉辦‘科普技術宣傳員訓練班’,共同研究印發科普宣傳資料,共同舉辦科普和農技展覽、講座。文化館還依靠川劇團和曲藝隊在縣上舉辦了‘俱樂部文藝骨干學習班’并依靠他們協助進行民間音樂、舞蹈的發掘、推廣工作。”41文化館不但多渠道挖掘輔導力量,還創造了“互助兩利”工作方法。比如,在依靠各個小學對俱樂部進行業務輔導的同時,也“與各個小學在自愿的基礎上,普遍訂立了‘文藝結合合同’。文化館協助縣教工會于寒暑假舉辦‘小學文娛教師進修班’(1956年和1957年均曾舉辦),供給各個小學兒童歌選和兒童劇選,并適當借予各種宣傳工具與供給各種宣傳資料,幫助各個小學搞好文娛教學工作與各種宣傳工作”42。文化館調動多種力量,成功解決了全縣俱樂部分布廣、數量多、難以輔導的困難。僅1958年,就分期、分批、分片、分點,在縣、區、鄉、社分別訓練俱樂部領導骨干和業務骨干共42702人,包括俱樂部主任3882人,宣傳鼓動骨干19410人,科普骨干3882人,文體骨干11646人,創作骨干3882人,平均每個俱樂部都有22人參加了訓練。43

  當時文化館對農村俱樂部的業務輔導,一般采取以下幾種辦法:一是幫助俱樂部制定活動計劃并促其實現。二是開辦訓練班,培養文藝骨干。三是供應文娛活動材料。四是舉行會演,總結、交流經驗。文化館的輔導,帶動了俱樂部活動。還是以遂寧為例,該縣文化館自1956年開始注意發展和繁榮群眾創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舉辦“農民業余文藝創作骨干座談會”;聘請有創作才能或文藝修養的機關干部和中、小學教師95人擔任群眾創作輔導員,負責修改稿件的工作;館內編印了“俱樂部園地”和“群眾文藝創作選”,刊登群眾創作作品,并把優秀作品推薦給省上或專區報刊,酌情贈送信封、稿箋給發表了作品的作者;舉辦“群眾文藝創作作品展覽”及“群眾文藝創作節目會演”,并評模給獎。文化館的舉措調動了群眾的創作熱情。1956-57年,省上和專區報刊登載或出版該縣農民群眾創作的各種形式文藝作品30多件,有山歌、快板、花鼓、連肖、金錢板、蓮花鬧、舞蹈、歌曲、話劇、歌劇等。有的俱樂部將創作的作品用來及時宣傳教育群眾,部分地解決了俱樂部缺乏宣傳資料的困難。44 1958年4月,因農村俱樂部聲勢大、效果好,文化館出席了文化部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村文化藝術工作會議,大會印發了遂寧縣文化館輔導農村俱樂部的經驗材料。1959年,文化館編印了《遂寧縣群眾文藝創作唱詞選集》《遂寧縣群眾文藝創作劇本選集》。1960年3月,出席了文化部在太原召開的全國農村文化藝術工作會議,大會印發了遂寧的經驗材料。1965年12月,馬家公社青年農民業余作者蔣玉安因多年熱心于地方戲創作,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積極分子大會。45

  在文化館的指導下,農村俱樂部的活動一般都遵循兩個重要原則:

  第一,為政治、為生產服務。農村俱樂部被視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是團結、動員群眾完成各項任務的有力工具和進行自我教育、文化休息的中心場所。所以在平常活動時,就要特別注意防止單純為了滿足群眾文化生活、脫離政治、脫離生產、為娛樂而娛樂的偏向。當時大部分農村俱樂部都做到了和黨的宣傳網密切配合,在各個時期利用讀書、讀報、收聽廣播、放幻燈、小型展覽等多種多樣的形式進行時事、政策、生產的宣傳鼓動工作;這些宣傳鼓動工作基本上都能夠做到經常化。每一項中心工作布置下來,黑板報上能及時發表通俗的講解,新編的快板一登出來,很快就在群眾中流行開了。除了經常的時事政治宣傳外,俱樂部還用群眾最熟悉的事物和有說服力的材料來教育群眾。以河南省為例,密縣勝利農業生產合作社俱樂部在合作化運動中開辟了一個展覽室,用圖畫、實物等形象化的材料來宣傳合作社的規劃,使一萬多名來社參觀的群眾受到深刻教育。滎陽司馬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1955年秋收的時候發現有些社員對“細收細打、顆粒還家”抱著不在乎的態度,認為“吃饃還掉個渣哩,社里幾百戶,撒一點沒啥關系”。俱樂部便舉辦了一個“細收細打”展覽會,幫群眾算了一筆細賬。使很多參觀的人提高了認識,群眾反映說:“一粒一穗不拾凈,確實是個大漏洞。”1956年春節期間,鄭州市郊區七里營農業社俱樂部布置了許多掛圖來說明幾年來社員生活的變化,使群眾真切地看到了自己不斷向上的幸福生活,大大鼓勵了其勞動熱情。由于這些宣傳教育工作,運用了群眾熟悉的現實材料,使群眾感到特別親切,這是農村俱樂部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的一個特點。另一個特點,是善于抓住在群眾中出現的典型事例,通過批評、表揚來教育群眾。上蔡縣星火一社有些社員做活不講質量,播種不勻,地頭地邊種不到,他們認為:“少收一點沒有關系,自己能分多少?”俱樂部便針對這種錯誤思想,編了個快板登在黑板報上,批評了做活不講質量的現象,還算了一筆細賬,說明如果地頭地邊不種到,每畝就要少種半分,全社就要少種六十畝,少收幾十石,這樣就大大地教育了做活粗糙的人。滎陽司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些社員在犁地的時候當著人犁得深,背著人犁得淺。社長就編了“假進步、活眼皮”的快板登在黑板報上,發表后,犁地手自覺地做了檢討。俱樂部不只是批評,還注意對好人好事進行表揚,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當中心工作布置下來時,俱樂部能很快把宣傳力量組織起來,有力地展開各種宣傳活動。例如當征兵工作開始時,幾乎所有劇團都排演了《應征前夕》;圖書管理員也挑選了反映解放軍、志愿軍英雄事跡的通俗讀物送給青年們讀;小報和黑板報上刊登了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爭先應征的模范事例;業余創作人員也編寫了許多詩歌來歌頌青年人的愛國熱情。司馬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轉高級社時,業余劇團排演了《扔界石》;幻燈組放映了《蘇聯集體農莊》;俱樂部布置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遠景規劃的展覽會;圖書室展覽了蘇聯集體農莊幸福生活的圖片;黑板報上寫滿了迎接建立高級社的快板,到處充滿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氣象。46

  第二,“堅持貫徹業余、自愿、小型、多樣”且“適應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業余,是指俱樂部的文娛活動在生產之余進行,不妨礙生產。當時,有多地的農村俱樂部曾發生過文娛活動影響生產的現象。比如四川省西充縣的一些俱樂部,“俱樂部成員都是青年,因經常參加文娛演出,平時誤工很多,又和人民公社按勞取酬的原則發生矛盾,群眾很有怨氣。公社、大隊一時無解決方案,群眾積極性大減。”47河北省鹽山縣望樹公社望樹大隊俱樂部,曾在農忙時排演大型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和《箭桿河邊》。“兩劇內容都很長,情節復雜,臺詞又多,演員也需要很多。參加排演的青年每天晚上都排練得很晚,有時還占用了中午的休息時間,更不應該的是還耽誤了一些勞動。這樣排演了幾天,效果不大,大家卻已感到十分勞累,第二天干活時無精打采,有的早晨還得休息,影響了出工”,群眾對此嚴重不滿,向《中國青年》雜志寫信反映。48為了避免在群眾中間引發矛盾,各地的俱樂部活動都盡量適應農業生產的季節,農忙期間少搞,農閑期間多搞。而業余劇團及大型活動,在農忙時則不活動或少活動。以吉林省為例,該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三、四、五、十、十一這五個月是農忙時期;一、二、八、九、十二這五個月是農閑時期,這時除一部分人參加副業生產外,絕大部分群眾都可以參加活動,基于此,自治州文化處要求各縣的群眾文藝會演等集中的大型活動都放在這個時期舉行。該省的樺甸縣也要求各鄉俱樂部把一些集中的、較大型的活動放在掛鋤、冬季和春節期間。49同時,為了避免影響生產和農民的分配,多地都出臺文件,要求俱樂部的活動必須堅持“自愿”原則,不能強迫命令,積極分子參加業余文化活動,一律不記工分。50需要指出的是,農忙期間少搞活動,不意味不搞活動。農忙時節農民的勞動比較緊張,如何在這樣的時節開展農村俱樂部的活動,是擺在農村文化工作者面前亟需解決的問題。各地的經驗表明,堅持小型多樣原則是農忙時節有效開展活動的關鍵。比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鄧川公社永福俱樂部,根據農忙時節社員生產、吃飯在田間的實際情況,“把土廣播、圖書、報紙等由民師、會計、知識青年帶到田間讀給社員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藥,由深變淺,長文變短文,讀報變講報。’出現了好人好事,就立即用土廣播進行表揚,鼓干勁,掀高潮,甚至馬上形成高工效運動,使日進度翻了一番。”大字報下田也是永福俱樂部的特點。“田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就來個山歌、快板、‘花里曲’等類的文藝節目,鼓舞大家的生產熱情。他們還以知識青年和有經驗的老農相結合組成的一個農業技術研究小組,經常進行農技研究,帶頭實驗,舉辦講座。”51樺甸縣永隆鄉春風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生產隊雙龍屯俱樂部,農忙時化整為零,開展小型多樣的適合于地頭、田間的活動。如把文化活動組織與生產組織結合起來,以生產隊為基礎,青年團小組為核心,團結、帶動廣大社員參加活動,并根據社員的年齡、性別、愛好和擅長開展多樣、靈活的地頭活動。春耕和夏鋤時,開展地頭讀報、唱書會、朗誦會、讀書故事會、地頭歌舞、圖書流動展覽、地頭快板、音樂會、板報、庭院娛樂晚會、標語鼓動牌,以及各種體育活動。就這樣,每個作業區的休息時間又都變成了“地頭俱樂部”。52小型多樣的文娛活動有許多優點:一是不受生產季節和天氣變化的限制,簡便易行,反映事物快;二是隨時隨地鼓舞群眾的勞動熱情,解除疲勞,培養樂觀精神;三是通過文娛活動可以加強社員之間的團結;四是能夠團結更多的農民群眾參加文藝活動,擴大了文藝活動的隊伍。

結語

  總體而言,十七年時期的農村俱樂部建設是頗有成效的。農村俱樂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農村文藝的種類和供給量,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傳統文藝形式向現代文藝形式轉型。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與政府的主導、行政的推動是分不開的。當時各級政府部門首先在制度上規約了俱樂部的發展方向,把農村俱樂部視為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而不是簡單將其視為發展“文化產業”的機構,決不允許借以牟利。盡管因財力、人力所限,很多農村俱樂部的活動水平不高,但其賦予文藝活動以政治內涵,凝聚了群眾的階級認同與國家認同,增強了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動員能力。其次,這些成效的取得,也和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密不可分。當時,群眾之所以愿意參加俱樂部建設,是由于他們不僅被視為俱樂部服務的對象,更被視為俱樂部建設的主體。他們在參與俱樂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享受到了文藝,而且也體驗到了參與文藝創造的樂趣。正是因為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才使得農村俱樂部網在國家極少投入的情況下在廣大農村建立起來,并做到了“大家鬧,大家看”,皆大歡喜,各得其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共開展鄉村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研究(1949-1966)”[編號:11CDJ010]的階段性成果)

  1   河北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編:《中國現代文學》(上),內部出版,1959年,第253頁。

  2   轉引自祝也安:《閩浙贛蘇區的農村俱樂部》,收入劉云主編:《江西文藝史料》第十三輯,內部出版,1992年,第81頁。

  3   同上。

  4   《俱樂部綱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員部訂定),張摯、張玉龍主編:《中央蘇區教育史料匯編》上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6頁。

  5   馬少波:《膠東文協二十年》,《膠東風云錄》編寫組:《膠東風云錄》,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6頁。

  6   陳志昂:《膠東解放區音樂史稿》,山東省煙臺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煙臺文史資料》第19輯,內部出版,1994年。

  7   《吳縣姑蘇鄉成立農村俱樂部》,《人民日報》,1950年6月27日。

  8   《江陰將普建農村俱樂部》,《人民日報》,1950年8月3日。

  9   蘇南區土地改革委員會:《蘇南土地改革的偉大成就》,《蘇南土地改革文獻》,江蘇省檔案館藏,1952年。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28頁。

  10  《文化部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文化部辦公廳編:《文化工作文件資料匯編(1949-1959)》,內部出版,1982年,第11頁。

  11  《文化部關于1954年文化工作的基本總結和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同上書,第31頁。

  12  湖北省丹江口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丹江口市志》,新華出版社,1993年,第574頁。

  13  以該省大城縣為例,縣文化館按省文化局要求,1955年初擬定了農村俱樂部發展規劃,確定了建立俱樂部村莊的條件。之后,文化館摸底選點,分批推進俱樂部建設。第一批為示范點,在春耕大忙前建成,有西馬村、北蔡、繳莊、郝莊4個村;第二批8處,在秋收后建成。縣人民委員會1955年5月、11月兩次下達文件,提出了組建農村俱樂部的意見,要求文化館除留1人負責館內陣地活動外,其余干部全部下鄉分片包干,投入俱樂部組建工作。在文化館幫助下,歌舞隊、戲劇組、演唱組、樂隊組、圖書組、宣傳組等單項活動組織在農村俱樂部相繼成立。參見河北省大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大城縣志》,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651頁。

  14  《山西省文化局關于發展農村俱樂部的指示》,《山西政報》,1956年第1期。

  15  《為建立兩萬個農村俱樂部而努力》,同上刊。

  16  《大力發展農村俱樂部》,《人民日報》,1956年2月9日。

  17  《文化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關于配合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開展農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956-1957》(第3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62-163頁。

  18  云南省文化廳編撰:《云南省志卷七十三·文化藝術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頁。

  19  吉林省文化局文化處編:《吉林省群眾文化工作史料第三輯·報告、評論》,內部出版,1979年,第10頁。

  20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的廣西》(下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189頁。

  21  山西省圖書館編:《山西省圖書館史料匯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9頁。

  22  《中國農業全書·河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業全書·河南卷》,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第352頁。

  23  共青團四川省委青年運動史研究室編:《共青團四川省委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5頁。

  24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19卷·文化志·文化事業》,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503頁。

  25  如浙江省文化廳1961年提出《關于當前加強農村群眾文化工作的幾點意見》,規范農村文化工作,并向全省發出《關于大力開展當前農村社會主義文化宣傳活動的通知》,要求各地糾正“大躍進”中農村文化活動的一些偏向。參見《中國農業全書·浙江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業全書·浙江卷》,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409頁。

  26  《一九五六年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和農村文化工作的全面規劃——新華社關于文化部召開各省、市文化局長會議的報道》,《辦好農村俱樂部為農業合作化服務》,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第1頁。

  27  《一個以政治為統帥的農村俱樂部——云南鄧川縣永福社俱樂部活動情況》,文化部編:《農村群眾文化藝術工作會議文件選編》,內部出版,1958年,第127頁。

  28  山西省昔陽縣文化館:《鞏固提高農村俱樂部的幾點體會》,同上書,第63-64頁。

  29  中共九江地委宣傳部編著:《怎樣辦好農村俱樂部》,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8頁。

  30  范樹立:《難忘的農村俱樂部》,中國政協會議浙江省桐鄉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桐鄉文史資料第13輯·桐鄉建國后史料(3)》,1994年,內部出版,第139頁。

  31  山西省昔陽縣文化館:《鞏固提高農村俱樂部的幾點體會》,文化部編:《農村群眾文化藝術工作會議文件選編》,第66頁。

  32  共青團福建省委工作組、中國青年報福建記者站:《團結教育青年,活躍團的工作——聯新大隊團支部舉辦俱樂部的經驗》,中國青年出版社編:《俱樂部(一)》,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9頁。

  33  王家安:《農村俱樂部瑣憶》,杭州市蕭山區政協文史和教衛文體委員會編:《聽100個蕭山人話過去的事情》,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329頁。

  34  參見《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對市文化局關于進一步開展農村業余文化活動的意見的批示》,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年》,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頁。

  35  《文化部關于整頓和加強文化館、站工作的指示》(1953年12月18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953-1955》(第2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44頁。

  36  《文化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關于配合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開展農村文化工作的指示》(1956年2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956-1957》(第3卷),第163-164頁。

  37  馮波:《建立農村俱樂部親歷記》,政協延壽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延壽文史資料》(第5輯),內部出版,1991年,第94-98頁。

  38  湖北省棗陽縣文化館:《輔導農村俱樂部的經驗》,文化部編:《農村群眾文化藝術工作會議文件選編》,第67頁。

  39  同上,第68頁。

  40  這些輔導員分布在全縣各個鄉社,并積極開展活動。例如,“桐灘鄉下武村輔導員李志敏,在緊張的夏鋤中幫助下武俱樂部進行整頓工作,健全了組織,并經常幫助排練節目。他自己愛吹喇叭,便組織了十多個青年樂器自學小組,每星期除自學外,集中練習兩次,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這批人已學會(各種樂器的)很多曲牌,成為花戲、劇團的伴奏者,成了俱樂部活動的骨干分子。”參見山西省左權縣文化館:《一支有力的文藝輔導大軍》,文化部編:《農村群眾文化藝術工作會議文件選編》,第80頁。

  41  周立:《五十年代大力發展的農村文化活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寧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遂寧文史資料第10輯·文化教育專輯》,內部出版,1997年,第14頁。

  42  同上。

  43  同上,第13頁。

  44  同上,第15頁。

  45  四川省遂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遂寧縣志》,巴蜀書社,1993年,第739-740頁。

  46  任毅:《農村俱樂部是怎樣開展活動的》,文化部編印:《文化通訊》,1956年第3期(總第17期)。

  47  西充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充縣志》,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715頁。

  48  任金城:《俱樂部的活動要小型多樣》,《中國青年》,1965年第19期。

  49  王志清、李志忠:《春風農社第一生產隊的俱樂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處編:《吉林省群眾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輯·典型經驗》,內部出版,1979年,第19頁。

  50  參見《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對市文化局關于進一步開展農村業余文化活動的意見的批示》,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年》,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第948-949頁。

  51  云南省文化局:《一個堅持業余自愿、小型多樣的白族俱樂部——介紹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鄧川公社永福管理區俱樂部活動經驗》,云南省文教系統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秘書處編:《朵朵山茶映日紅》,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1-112頁。

  52  王志清、李志忠:《春風農社第一生產隊的俱樂部工作》,吉林省文化局文化處編:《吉林省群眾文化工作史料第四輯·典型經驗》,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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