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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人民公社制度的遺產: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老田 · 2018-09-30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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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回顧這幾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農村各個方面積累的問題都很嚴重,但是似乎沒有人能夠給出有效的方案。老田認為:要充分利用土地,把糧食安全建立在可靠位置上,除了毛時代那種強化集體組織、農民認同之外沒有別的路。

  · 食物主權按 ·

  1958年8月29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此后,以人民公社為主要形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鋪開。今年距這一決議發出已經過去了整整60年,為紀念新中國歷史上發生在中國農村大地上的這一獨特而偉大的實踐,人民食物主權網絡講座第1期特邀請了獨立學者老田為我們講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從誕生到瓦解的故事。本文根據講座錄音整理而成,文字略有調整。

  在講座中,老田為我們回答了這樣幾個問題:

  ★ 人民公社制度誕生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

  ★ 人民公社以什么方式解決了“溫飽缺口”的問題?

  ★ 人民公社解體、分田到戶之后,中國農村經歷了哪些變化?

  ★ 眼下的農村問題能否通過借鑒人民公社制度得到解決?

  人民公社誕生的歷史背景

  人多地少與溫飽缺口

  雖然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但歷史不是斷裂的,廣大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其實依舊保持在近代以來的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了解近代中國農村的發展狀況能夠為我們理解人民公社誕生的歷史背景提供幫助。

  晚明時期,中國局部農村就出現了人多地少的問題;到了晚清,這已經是一個中國農村的全局性問題。依據何炳棣的看法,中國這片土地上的適度農業人口在2.5億左右。1780年前后,中國的人口數已經超過這個數字;此后,出現了顯著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單位土地產出和單位勞動力產出數字都在下降。隨之而來的是土地相對價格持續上升和勞動力相對價格的逐步下降,進而導致農業經濟剩余分配向土地占有者傾斜,加重了地租和高利貸的苛重剝削。勞動者獲得的農業經濟剩余份額顯著下降,逐步導致過度窮困的普遍化:勞動者不僅缺乏工具甚至還缺乏必要的果腹食物,農業生產者人均投入水平下降,進一步帶來農業萎縮。

  舉一個感性的例子,民國時期《資本論》的翻譯者王亞楠曾提到,中國農村勞動力被大量雇傭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雇主富有,而是因為當時勞動力的價格甚至低于耕畜的價格。根據曹幸穗的實證研究,民國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只有15%的家庭養牛。這說明在長江三角洲出現了勞動力對耕牛的替代,唐代就已經成熟的牛耕和鐵犁,大幅度受到驅逐。在這種情況下,傳統農業生產力水平都無法維持了,退化到了人力鐵釘耙挖田的時代。這導致農業生產力的顯著萎縮,土地報酬遞減趨勢的長期積累,全國農民生產的糧食不夠全國人口吃飽,我們可以稱之為“溫飽缺口”。

  單憑經驗感覺來說,這個溫飽缺口從晚清到民國一直在擴大,建國土改之后逐漸收窄,最終在1980年前后被填平。如果從統計數據的角度來說,當人均糧食產量達到350-370公斤之間的時候,這個溫飽缺口基本上就被填平了。根據統計數據,1979年之后,棉花、烤煙等經濟作物產量翻倍增長,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糧食問題的解決,人們能夠吃飽飯,大量土地被解放出來種植經濟作物了。

  這樣一個人多地少、邊際效率遞減、吃不飽飯、普遍貧窮的中國農村就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后面臨的首要難題。

  干部和群眾積極互動的地方治理方式

  如果說中國農村的溫飽問題解釋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的歷史必要性,那么中國共產黨的基層治理方式就是人民公社制度能夠真正運作起來的必要條件。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打天下依靠的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那么為什么農民愿意支持共產黨?這就要歸功于中共良好的基層治理制度,它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獲得了農民的全力支持。

  美國學者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這本書中這樣分析晚清民國時期國家政權下沉的失敗:晚清是一種保護型經紀,地方治理依靠的是鄉村的良紳,他們保護村民對抗不合理的國家賦稅,形成了一種比較良性的關系;在民國時期,國家權力下沉,政府主持開辦一些公益事業,包括警察、學校等等,國家開始直接向農民收稅,但由于農民不愿意交稅,國民黨便選取代理人專門負責稅收等事務,然而這些代理人往往因為一己私利,惡意盤剝,農民上交的大部分被代理人私吞,國家得到的反而很少,這就是所謂的“國家政權擴張造成的內卷化”。

  國民黨這一套基層管理不成功的表現有兩點:第一,政府無法管理好代理人,效率低下;第二,國家能夠獲得的稅收很少。與之相比,共產黨的成功之處是,通過改造鄉村的政權基礎,打壓鄉紳的勢力,通過救國會等組織起農民自己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積極分子,他們與共產黨之間獲得了相互的認同,從而自下而上地,干部和群眾緊密結合在了一起,也就是所謂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用西方政治學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這個概念來說的話,那么鄉紳自治就是紳士的私人領域;國民黨的贏利型經紀權力同樣是地方代理人的私人領域;而共產黨的基層政權則取消了這些私人領域,重建了一個干群互動塑造的公共領域。

  有趣的是,毛主席在江西時期的《興國調查》中曾經提到,在共產黨中大部分基層領袖是中農,其原因就是因為富農被打倒之后,往往是中農獲得了“話事權”,他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所以雖然他們沒有分到土地,但是他們是愿意支持革命的。此外,由于中共的基層干部是沒有收入的,而中農家庭一般各種農具比較齊全,勞動力充裕,能夠承擔誤工損失,所以農民也都選他們擔任基層干部。曾經有一個統計,在冀南地區,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基層干部是由中農擔任的。

  這樣一種基層制度成本低、效率高,在戰爭年代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建設和獲得最終的勝利提供了保障。以參戰為例,在共產黨這里,青壯年參軍以后,村子里面可以安排人協助家庭生產,緩解家庭負擔,不會因為參軍造成家庭農業生產的停滯。從這個角度看,支持共產黨對農民的生產影響更小,所以這種政權模式在戰爭上是有效的。此外,這種基層制度也為日后人民公社的建立鋪墊了道路。

  關于人民公社的兩次爭論

  人民公社制度的誕生有一個歷史過程,圍繞著這個制度曾經發生過兩次爭論:

  1951年在山西初級社問題上出現了第一次爭論。劉少奇認為要促進富農經濟在農村的發展,等待“三馬一車一犁”的家庭數量上升到三分之一。此種機械論思維,是把富農家庭高出平均水平的髙生產性,當做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具有的先進性體現,由此忽視這種高生產性的“真相”。通常,富農家庭之所以有高生產性,是因為他們高于平均水平的投入,占據高生產性的土地,擁有較為優越的勞動力優勢等,而不是因為他們背后有一套新的社會生產關系。

  1955年,關于合作化出現第二輪政策爭論。這一次爭論重點落在合作化的領導力量上,部分人認為合作化的發展速度,不宜超過干部的管理經驗和農民的覺悟水平。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提出“相信群眾相信黨”。這一口號代表從革命年代發展出來的、以黨和群眾積極互動為特點的“毛式公共領域”。在這樣的公共領域中,否定了專職干部自上而下管理老百姓的傳統管理模式,代之以干群可以互動合作的新管理結構。

  在第二輪爭論中,出現了對于革命時代精神遺產有效性的爭論,毛澤東認為革命時代共產黨深入群眾動員群眾,與群眾積極互動的公共領域,依然可以延續到建設年代中來。劉少奇和鄧子恢等人則認為革命時代的東西過時了,現在需要正規化,要以干部的能力——管理方面的人力資本積累狀況——來推進事業。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堅定地認為,革命時代的經驗今后依然有效。

  這兩輪爭論中,對于富農家庭“過密化”潛力的不恰當解讀,導致了錯誤的結論。同時,對于革命時代“毛氏公共領域”的適用性疑慮,使得部分人抄襲舊統治階級的管理經驗。這是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想當然”,導致看不清農業生產及其組織方式的潛力所在。

  人民公社如何解決農村面臨的問題?

  依靠集體的力量改良農業生產條件

  在梳理完人民公社誕生的歷史條件和它所要解決的問題之后,接下來老田為我們介紹了人民公社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以集體的方式進行“過密化”(黃宗智教授的概念),即以更多數量的投入去抵消報酬遞減趨勢,贏得高產和穩產。

  以湖北省“五改”為例,1955年湖北省勞模大會提出了“五改”:旱改水,坡改梯,單改雙,高該矮,稀改密。也就是旱地改為水田,坡地改為梯田,單季改為雙季,高桿品種改為矮桿品種,提高種植密度,這就是水稻產區的過密化措施。

  農業的根本是固定太陽能的過程,充分運用太陽能就是一切過密化措施的關鍵。根據老田的經驗,在水稻品種改良中,不是雜交水稻而是矮桿水稻的引進為農業增產提供了莫大幫助。與解放前的高桿水稻相比,那時是“一尺掛兩頭”,每一百平方寸一個植株;而矮桿水稻的植株間距可以縮小為橫三寸、縱五寸,也就是說十五平方寸就可以種一棵植株,單位面積植株總量增加了六倍半;而原來能種一季現在能種兩季,利用太陽能的時間也延長了,所以,植物承接太陽能的能力也就能提高十二三倍。到了1990年代,因為青壯年大批進城打工,勞動力不足,所以矮桿水稻逐漸被廢棄。而雜交水稻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時候才開始推廣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業增產的主要原因還是矮桿作物的推廣,包括北方的矮桿玉米等等。

  1958年,毛澤東較為簡明地總結出農業“八字憲法”,即: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肥——合理施肥;水——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從水利設施的角度來說,在人民公社時期,通過集體組織的方式興建了八萬多座水庫,26萬公里的江河堤防。這在當時工業化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基本上都是依靠農民的活勞動投入來實現的,這些改進措施,如果沒有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組織作為依托,是不可能完成的。

  從歷史角度來看,50-60年代農業增產依靠的是品種改良、合理密植、治理水土。除了耕作程序改進,傳統工具的缺口,到了70年代也補齊了。老田講了一個自己身邊的例子:老田的叔父是生產隊干部,當時為了維護農業生產是不允許殺牛的,但是每個生產隊牛都多,就算把牛放到生產隊的集市上賣也沒人要,最后只好把牛偷偷地拴在別的地方,相當于把牛“偷偷地丟掉”了,當時農民很守規矩,說不讓殺牛,就真的不殺,也不會破壞規則把牛殺掉吃了。土改時期,耕牛極度短缺的現象,到了70年代就不存在,當時耕牛數量已經完全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了。

  到了7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進步,一部分的增產則是靠工業制成品的投入來實現的,包括農業機械和化肥。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當時化肥一般都是地方上小的化肥廠生產的,所以往往只能供應本地,這就關系到分田之后一個地區農業產量的變化趨勢。一般分田之前沒有化肥廠的縣份,在分田之后因為化肥的大量使用,農業產量會短期大量增加。比如杜潤生那群人,搞調研就喜歡以貴州省的農村為例,往往就是因為貴州省相對落后,很多縣農村在人民公社時期沒有使用化肥廠,分田后化肥供應充足,短期內就出現產量大幅提高。

  通過這些集體組織起來的努力,報酬遞減得到有效克服,中國農村的溫飽缺口被逐漸填平。如果從個體收入角度進行觀察,在集體農業時期的糧食種植業地區,考慮到家庭供養比例是 1:1.3 左右的供養水平,因此單個勞動力的產出水平,若達到年勞均產(單個勞動力年均產出水平)一噸糧食,則可以達到溫飽水平(這是1970年代多數農村的狀況);年勞均產糧二噸,則可以實現小康水平(當時大寨等先進村莊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從生產隊的日工分值看,日均工分值少于0.30元(勞均日產糧少于3斤左右),則說明這個村莊不能生產出足夠養活自己的口糧,需要依賴救濟,即所謂的“吃返銷糧”,這是當時的貧困線;日均工分值在0.4-0.5元,則屬于溫飽水平初步解決的村莊;日均工分值在0.7元以上的,是相對富裕的村莊。一些富裕村莊,往往是解放前自然條件極差、人均土地較多的村莊,通過集體努力顯著提高了土地生產性;或者是抗旱除澇條件短期內顯著改善的地區,例如寧夏和內蒙的黃灌區,當時人均收入水平超過城市“雙職工家庭”。

  換言之,人均髙生產性土地面積,以及化肥短缺時代傳統投入和增產措施的完善程度,是集體農業時期村莊貧富不同的關鍵指標。而種子和田間管理程序方面,全國性的進步相對劃一,差別較小,后來所宣稱的積極性不足帶來的活勞動投入不足,對于產量的影響較小,僅在特殊案例中存在(例如小崗村)。

  以糧為綱

  杜潤生認為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業生產的問題在于限制經濟作物的種植,但是在老田看來,以糧為綱的綱領是正確的,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推廣經濟作物是沒用的。而隨著溫飽問題的逐漸解決,我國糧食種植面積占種植總面積的比重實際上是逐年下降的。從下面這個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比重從1949年的89%下降到1978年的80%、1990年的77%,直到1997年的73%。

  

  圖片來源:老田

  為什么必須堅持以糧為綱?這背后涉及到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劣質產品的彈性是負值。假設農民食物包括吃土豆、面包、肉食,如果這個農民的收入下降,那么他會放棄肉食,轉而優先消費土豆,也就是說劣質產品有優先生產的趨勢。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時候,劣質產品優先增長,這就說明在經濟水平低的時候必須要優先生產劣質產品。這個經濟語言的政治表達就是:在大部分人吃不飽飯的時候必須以糧為綱,滿足基本需求,然后才能談經濟作物的種植。能夠把稀缺耕地資源,優先投入大多數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這也是人民共和國人民性的體現。

  其實這也就是計劃經濟票證制度存在的理由,為了通過強制性的統購統銷,按人頭分配,保證低收入人口的基本口糧供應,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到了1980年前后,溫飽缺口被填平之后,這種政策就不需要了。

  分田到戶后,農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蔬菜補貼與糧食進口:反常蔬菜價格

  鄧小平上臺之后在農業領域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從1979年開始,城市新鮮蔬菜優先漲價,用財政資金扶植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搞“菜籃子工程”,支持比如蔬菜大棚、溫室。根據數據,80-90年代蔬菜補貼長期占財政支出的10-15%左右,當然,正是在這個階段,得益于優先漲價和財政資金輸入,蔬菜種植大量引入“資本密集型”生產模式,也因此,各種不健康的種植、養殖方式(比如瘦肉精)進入了農業生產,但城市菜籃子確確實實豐富了。

  第二,從1979年開始,中國大量進口糧食,達到了千萬噸以上,這相當于本土產量的3%左右,正是依靠這個“消費補課”政策,中國的溫飽缺口大約提前一年時間被填平了。

  但是這種蔬菜的補貼制度帶來了一個后果,就是目前反常的蔬菜價格。以白菜為例,白菜的種植成本是低于糧食作物的,但是白菜價格卻達到了三四塊錢一斤,是高于糧食價格的,比如小麥的價格就是一塊多一斤,這種不合理的相對價格差距,這就造成了農業資源的畸形分配,大棚蔬菜生產過剩,蔬菜生產的市場風險擴大,種植糧食收入不高也導致投入萎縮問題。

  基層管理效率降低,向農民亂收費

  在回顧人民公社制度的時候,總是能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就是認為國家通過人民公社降低了農業交易成本,利用剪刀差,用農業供應城市工業發展。但這是沒有依據的,因為自1957年以來,農業稅的收入就少于農業支出(包括涉農部門的事業費和農業基建投資);到了1971年之后,農業基建投資長期大于農業稅收入。

  到了1974年,鄧小平開始管理事務之后,涉農部門事業費首次超過農業的基建支出。1978年,涉農部門事業費暴增,1979年,基建費開始萎縮,到了1981年,事業費三倍于基建投資。1986年之后,事業費支出則長期在基建支出的三倍以上。這說明在農業支出領域,吃飯花錢多于工程花錢,人頭費多于工程費。最終的結果就是冗官冗費,大量的財政支出被膨脹的官僚機構消耗掉,沒有真正流入農業生產過程。

  1986年,財政部部長曾解釋為什么財政收入總是不夠用,原因就是人、車、會支出太多。這種支出的擴大可以從這樣兩個數據中看出:鄧小平上臺之后,干部的總數翻了一番;然后官員人均支出數量也是猛漲,2003年跟1978年相比,行政支出增長了29倍。

  1992年前后,朱镕基進行稅改,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放開,一些地區的地方財政甚至無法支付地方公務人員的工資,于是地方的七站八所(所謂“七站八所”,是指縣、市、區及上級部門在鄉鎮的派出機構。這里的“七”和“八”都是概指,并非確數)開始直接向農民伸手收費,公開搞“養官于民”,出現了“十幾個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的現象。當時李昌平出版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里面就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真實面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如果和中共根據地建設時期到人民公社時期低成本、高效率的農村基層政權相比,分田到戶之后,基層組織的服務能力明顯下降,機構膨脹,人員增多。稅改之后,更是養官于民,用巨額的農業稅費將農民逼迫出去,分離了土地和農民。一直到現在,基層服務行政支出依舊很大,管理效率很差,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農田設施廢棄

  80年代實行分田制度之后,家庭重新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但是和集體相比,家庭單位下的農業生產除了在田間管理上有優勢以外,八字憲法中提到的水土治理等都維持不下去了。就以水利設施為例,水利設施的改造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只有通過投入大量的活勞動才能解決。

  以蘄春縣為例,由于蘄春縣北部位于大別山區,中部地處丘陵,南部則是平原,所以水利設施的工程量很大,按照當時的標工(標工就是一個勞動力一天的標準工作量)計算,總工程量超過了五億標工。雖然蘄春的各種水利設施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但是這些水利設施的建設不是一勞永逸的,每年這些水利設施都需要千萬量級的標工進行維護。然而人民公社解體之后,被分散為一個個零散家庭的農村無法組織起這樣的力量維護,所以這些水利設施年年淤積,現在基本上都作廢了。2013年遭遇旱災,村子里大部分水塘都已經干涸,人民公社時期的水利設施基本上都運作不下去了,這直接造成農村抗災能力的下降。根據數據統計,80年代之后,中國農村的成災面積實際上是呈上升趨勢的。

  這帶來的結果就是,到了90年代,農民無法通過在農村種田獲得一份滿意的收入,過上一種體面的生活,于是大量的勞動力離開農村。

  城鄉勞動力再分配:農村的瓦解

  90年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大量農民,正趕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全球資本生產的空間再分配,離開鄉村涌入城市的中國農民承接了它們大量的低端勞動力需求。最近的中美貿易戰,逼著我們回顧中國的經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對于來到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來說,這些低端加工制造業的工作是具有吸引力的,他們能吃苦、肯干活,退一步來說,即使他們回到農村老家,也可以完成低成本的勞動力再生產,他們有種田的技術,有親戚朋友,日子依舊可以繼續下去。但是對于第二代農民工,他們作為留守兒童長大,初中畢業就出門打工,他們沒有父母的種田技術,也沒有父母那樣穩定的社會關系在農村。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說,他們的“低成本特性”是可以回到故鄉,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產,但是,第二代農民工卻逐步喪失了這個低成本特性。

  最近十年,我們總能聽到說中國農村處于解體狀態,說的就是中國農村社會關系網絡的解體,也就是說,對于第二代農民工來說,他們沒有退路,農村是回不去了。比如最近家事(諧音)工廠事件中,工廠對于工人的懲罰就是禁止他們加班,工人的正常工資極低,沒有加班費收入根本無法滿足日常的開銷。因此,就出現了一個農民工低成本特性喪失之后,繼續用各種打壓手段去強行維持低工資,后果是矛盾的深化和激化。

  在另一個方面,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投入到土地上的活勞動達不到最低的門檻水平,這就造成大量的土地拋荒,威脅到糧食安全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怎么才能讓農村土地用起來?把這些珍貴的土地資源集中起來種糧食,什么樣的組織管理經驗是可取的?所以,我認為,看待農村或者三農問題,需要一個相對狹隘的問題視野:如何把稀缺土地利用起來種糧食,提升糧食安全,同時也追問:有什么樣的組織方式和政策扶持,能夠吸引足夠的農民把土地種上糧食?

  人民公社制度的遺產:

  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塘約村的實踐很有價值,就是要依靠村兩委將土地集中起來,同時不剝奪村民權利,形成一個良好的集體合作機制。當然塘約村的實踐也是有風險的,就是它的產業化是不具備普遍成功的可推廣性的。目前中國的蔬菜生產是過剩的,如果按照資本運作的方式進入蔬菜種植領域,會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

  老田認為最終還是要回到人民公社的經驗,雖然人民公社有它自身的問題,但是人民公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組織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了晚明以來的問題,抵消和逆轉了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用三十年的時間填平了溫飽缺口。此外,人民公社的三級政權組織形式也能為目前鄉村基層政權管理提供啟發。

  “扶貧”一直是社會、媒體關注的重點,但是除了中央電視臺經常報道的成功案例以外,沒有一個研究者說目前的扶貧方式是有效的,關鍵問題就是對扶貧的起點認識不對。1990年代曾經提出過“消滅空殼村”口號,試圖建立起村鎮企業,但大量投資歸于失敗后,結果卻留下了幾千億鄉村債務。其實今天扶貧的理念,無限接近于“消滅空殼戶”口號,這其實是同一個思路的更低級利用:試圖把弱勢的農民培養成成功的資本家。可是這些農民貧困的原因就是,在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上,他們處于弱勢地位,自己的勞動力或賣不出去,或賣不出高價,但是,扶貧理念中間想要把這些勞動力培養成成功企業家,這是很不現實的。

  因此現在的扶貧思路不從農民問題產生的政治經濟結構著手,也不考慮走集體化的道路,甚至是回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晏陽初等人的思路,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在于農民的個人問題,貧困產生的原因是個人的不足,晏陽初認為是個體的“愚貧弱私”帶來的。其實晏陽初的“愚貧弱私”,就是單一考慮從農民的個人角度改造農民,借此解決問題,與之相比,目前的扶貧策略單單考慮把一種什么樣的項目推薦給農民,而不想著怎么改變貧困產生的社會結構與合作努力方向,甚至還是退步的。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確實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搞入戶幫扶,但成功的案例很少。

  目前這些個人解決的設計方案跟農村的現狀有差異,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定方案的人沒有認真看待以前的經驗,尤其是未能客觀地吸收人民公社時期留下的寶貴經驗。我把充分利用土地種糧食,看做是農業農村問題的最關鍵問題,資本下鄉恰好在這里卡殼了,目前資本下鄉,按照目前的糧食價格,資本下鄉種糧食實際上是虧的,面對這樣一種市場價格環境,資本必然無法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最后的結果就是僅剩下喊口號了。

  通過回顧這幾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農村各個方面積累的問題都很嚴重,但是似乎沒有人能夠給出有效的方案。老田認為:要充分利用土地,把糧食安全建立在可靠位置上,除了毛時代那種強化集體組織、農民認同之外沒有別的路。

  我們今天農村的問題和當年的有所不同,中國的工業化事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能夠獲得更多的工業品支持和財政資金輸入,社會環境也沒有那么嚴峻,但同時農村勞動力流失也很嚴重,所以現在迫切需要發展各種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引入機械耕作。最低限度的有效農業政策,必須做到使種田不虧本,可以通過農業掙到一份體面生活,同時,還需要較為充分地利用稀缺耕地資源。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體制內人士,認真關注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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