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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四十年來主流精英的精神生產怎樣甩開了民眾生存體驗——張旭東教授文章的讀后感

老田 · 2018-09-27 · 來源:進步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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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經濟上的出路,是蟻族小白領的首要困境,“想要做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機會越來越少,這是近兩年來大學生中間左翼出現的起點。由此出現了“眼光向下”的努力,重新尋找工農和理解工農的處境,算是一個微弱的趨勢。

  閱讀張旭東教授《文藝文化思想領域40年回顧》一文,獲得很多啟示。對于文藝界主流精英四十年來的精神生產狀況,有了一個輪廓式的了解。張教授行文中間,感覺比國內主流更為中正平和,對于“新的舊中國”(毛時代)要友好一些,同時,對于主流自身的精神生產狀況,也沒有過分“得罪人”,對于未來還揭示了樂觀的陽光。

  從張教授的梳理中間,形成較為明晰的感受是主流文學生產與底層生存體驗之間的嚴重脫節。似乎,不成功的底層的上半部,自己已經較為成功地構建了自己的文學生產形式,然后邊緣化了主流文學生產。

  一

  總體上看,文章是對主流精英文化精神史的一個梳理和闡釋,但,如果增加一個下里巴人的體驗,對陽春白雪的精神生產狀況進行觀照,想必會對照出更多的內容。現在,如果設想一個國企老工人的政治經濟狀況變化,來觀照這三十年,會得出怎樣的結論?

  在這個三十年的初期,有一個系列的政治剝奪,對于文化大革命的鎮壓,是以事實確立“自下而上的批評權”非法的規則。然后在1980年代改革放權讓利時間段,老工人以其成員資格獲得了瓜分企業利潤的機會,絕大多數老工人分房是這個時期獲得的,工人福利膨脹侵占企業利潤甚至流動資金的事實廣泛存在,這個時期雖然政治剝奪已經產生了但是成員資格還在,經濟開放是一個機會同時執政者也把大家往這個方向上引導。然后就出現了主流經濟學批判“國企產權模糊”的言論,這個產權模糊是指代改開后出現的各路對企業利潤進行侵蝕的力量,除了老工人的福利侵蝕之外,政府機構和主管部門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乃至于評獎評級都成為權力介入企業利潤分配的路徑;此外就是管理層的各種自肥和“賬外循環”了。

  國企業產權模糊成為一個改革制造出來的新問題,然后又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關鍵——顯然就是要堵塞各路利潤侵蝕力量,最終設計的方案是私有化——除了資本家之外誰也不許對利潤伸手。然后,就有了國企私有化和對成員資格的贖買和剝奪。到了1990年代末期,對于老工人完成了經濟剝奪過程——恢復雇傭化地位和市場工資率水平,農民工使用的普遍化(搭配了國企廣泛的勞務派遣制)。

  如果回顧對照的話,老工人的反抗沒有發生在政治剝奪的初期,那時還有一個“堤外損失堤內補”的機會——政治剝奪給出經濟補償(對福利擴張侵蝕利潤的默許),而是發生在經濟剝奪的完成時,因為,在老工人的理解中間,成員資格是一切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憑借,剝奪成員資格就是剝奪一切。所以,是在1990年代末期“下崗買斷”時期,才出現大規模的群體上訪事件,老工人對“新的舊中國”(毛時代)的理解,濃縮為一個詞匯:“成員資格”的有無。

  二

  2003年佩里·安德森在北京三聯書店的座談會上,提出一個問題:我不知道過去那一場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精神遺產,今天還剩下多少?從革命與毛時代的精神遺產接續看,三灣改編確立了官兵平等和經濟公開原則,這是革命對于舊時代的質性顛覆:管理權由此走向公共化,隨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積極互動構成一個“毛式公共領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管理權走出私人領域執行新規則的體現)。這個精神遺產,在1952年夏天私人企業內部“五反運動”完成之時,就已經照搬到了工廠內部,經過“黨政工團”進入企業,組織起來的工人已經奪回了“三權”(生產指揮權、人事調配權和利潤分配權)然后就在工人主導下進行“四馬分肥”,單位制管理的主要特點——管理權不得侵犯就業機會和工資(兩者共同構成老工人的成員資格)的新規則就此確立。在197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末期經過政治剝奪和經濟剝奪之后,完成了“逆革命”——管理權相關領域回歸私人領域。

  毛時代宏觀制度方面的進展相對模糊,有人認定那就是社會主義了不過還處在初級階段而已,但毛本人預先反對過這個判斷,他引述列寧的看法“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爭論的存在是因為多種趨勢和因素共存,故難于簡單下判斷。但是,在微觀制度領域,成員資格的確立,以及由此揭示的政治和經濟平等,則是確鑿無疑的,而且,從歷史演化進程看,這個“成員資格——管理權公共化”標記的革命精神遺產,三灣改編肇其始,建國后通過民主改革和“五反運動”創其成,反右運動使其重心上移有利于管理層,1960年提出鞍鋼憲法完成與蘇聯實踐的劃界,文革帶來重心下移有利于被管理者,在文革后經過不那么明顯的政治剝奪和明顯的經濟剝奪,徹底終結了其內在的革命精神遺產,劃了句號。在這個最基層的精神和制度維度上,存在著明顯的草創、推廣、起伏和終結的邏輯線索。這一條線索,大體上與底層的生存體驗和批判性視野,能夠較好地吻合起來。

  在這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解會出現重大分歧,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新民主主義意味著服務于底層勞動群眾的領導權樣式,而非“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政策清單中間受到閹割的一個部分——經濟上的混合所有制(這個給新民主主義下概念的方式,放棄了支持民族資本發展的前提條件——不妨礙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這個前提條件不僅體現在毛澤東的敘述中間,還寫入了共同綱領里。)

  考察作為政治概念的新民主主義,會發現底層勞動組織起來形成政治優勢,奪取舊統治階級領導權,并代之以新型領導權,才是正鵠。成員資格、管理權公共化和毛式公共領域,則是與新民主主義政治內涵相聯系的現象。這個內涵的有無,在文革期間發展為識別“走資派”的標準,只要公有制不要相應的勞動群眾領導權的政治條件,被定性為走資派。

  就馬克思重視的“社會關系總和”而言,毛時代不是沒有現代性,那是奠基于革命精神的現代性,改革則終結了這個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努力方向。今天的狀況是,革命現代性消失了,但是,1980年代新啟蒙期待的那個相對規范的現代性卻沒有到來——特別是其中有利于改進多數人生存體驗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總和”沒有出現。怨言是普遍存在的,各路批評聲音的聽眾增多,均建基于普遍化的高水平“政治不認同”(大多數人找不到出路肯定會如此),公知如此,其實左翼言論亦復如此。

  對照毛時代和革命時代的精神遺產,會發現,自下而上的批評權曾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革命年代,毛澤東本人就很重視自下而上的批評權,發動各種“整風運動”去落實。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為認定官員們對于管理權公共化持有本能的抵觸態度,所以,需要批評權的壓力,去促使官員們實現“非自愿”的改變。這個在文革時期被歸結為“路線斗爭”——沒有群眾的有組織批判,官員們就會本能地回歸私人領域——這其實就是復辟或者變修的具體所指。

  而路線斗爭的主要憑借,就是公共領域中間,得到日益強調的自下而上的批評權的支持。毛澤東說“治國就是治吏”,這是把主要矛盾和重點放置在“規訓統治者”身上,1980年代為改革造輿論,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大鍋飯養懶漢”,這是強調對于被統治階級的規訓不足,尤其是需要強化管理權去逼迫勞動者多干活,成為首要治國綱領,改革就是這么一路走下來的。

  在社會關系總和中間,合理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定位如何改進或者惡化生存體驗,主人翁的體驗如何可能,最小化異化的體驗又會有什么樣的“社會關系總和”寄托,這個方面應該是新時代主流文學生產所盲視的,這不僅導致無法看清底層體驗的狀況,也同樣會看不清引入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的實際運作邏輯和效果。改革是與此前隔斷了聯系,開放在精神生產領域意味著向外看和向前看,在很大程度上有盲目性。與底層體驗的脫節,在一定程度上是激活了對文化資本的過度信奉,官家宣傳中間充滿著“規律”和“真理”字樣,學界盲目崇拜西方的啟蒙價值,這些不同的對文化資本過度尊奉,肯定會貶低經驗,貶低大多數人的生存體驗與制度關系的追問,導致向外看不是促進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而是助長了盲目甩開經驗與現實的狂信。

  三

  今天回顧,文革后對造反派的大規模鎮壓,確立了批評權非法的新規則,這是強化管理權作用、最終實現管理權回歸私人領域的起點,文革期間造反派行使批評權被視為刑事犯罪鎮壓之后,改革一開始就強化管理權并逐步實現壟斷于管理者手里,被管理者被驅逐出場了,毛式公共領域消失,管理權回歸私人領域,政治剝奪的主要制度憑借在此,此后也就沒有了任何與新民主主義形態相關的政治內涵了。

  1990年代末期的成員資格買斷,是經濟剝奪的完成時,管理權全面接管就業機會分配也是管理權壟斷的完成時,然后以農民工的工資率和就業條件去規制勞動力市場。此后,一個年輕人就業,就很難找到體面和有尊嚴的機會了,恰好此時,大批擴招后的大學生進入了勞動力市場。

  在很大程度上,1980年代之后的傷痕文學,較好地服務了新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的價值和意義生產需要。然后,就喪失了與讀者進行心靈溝通的能力,玄幻文學為代表的網絡寫作在新世紀的崛起,導致新文學在多個方面被邊緣化了。這可能意味著主流精英文化對于大多數人生存體驗的疏遠與隔膜,玄幻文學的興起是別找自我表達的出路,通過網絡平臺形成了作者群與讀者群的密切互動,此種寫作方式受到的歡迎,因其精神生產方式和內容,均契合了讀者心靈深處最深沉的企盼。

  我大體是在文學的外部,從文學的社會影響和功能角度去反觀文學作為一個精神生產領域的,這就很容易贊成李云雷“新文學終結”的判斷。

  在新世紀之初,文學生產的新狀況是以“玄幻小說”為代表的作者群的崛起,內在的讀者群支持與大學擴招培養的海量帶有閱讀習慣的“蟻族小白領”的不成功體驗有關,在玄幻小說的世界里,個人的能力(尤其是殺人能力)成為整個世界的軸心,政治和經濟體系被貶低之后圍繞著個人的超級能力運轉,這些現象落在主流文學生產視野之外,但是作者和讀者密切互動去構建了一個“不成功者”的成功想象模式,共享了對于現實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含混敵意。玄幻小說的海量生產與消費是一個顯著現象,多年來玄幻作家一直霸占版稅榜前列,這說明最具有市場價值和讀者承認的生產樣式和范疇的漂移。

  不成功的人生,還帶有閱讀習慣的小白領群體,深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經濟體系對自己的排斥(當然他們也缺乏嫻熟操控這兩者的經驗),對個人能力解決一切的盲目信奉,成為玄幻小說故事演繹的起點和基本故事演繹邏輯,這成為打通讀者與作者的關鍵。

  看起來,是在現實社會找不到成功之路的蟻族小白領,內在地發起符合自身特點和需要的文學生產樣式和領域,并與主流文學生產劃清了界域。按照李云雷的分類,新文學是通過對俗文學的批判為自己開辟出前進道路的,現在,蟻族小白領通過對嚴肅文學的拒絕,促進了玄幻文學的繁榮,同時還透過對新文學的拋棄,而成功地開辟了自己的道路。

  四

  老工人經歷過的兩次剝奪,是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關系總和發生質變的寫照,舊時代確實終結了;蟻族小白領群體的壯大,是1980-1990年代大學生占優的社會通道堵塞之后的新處境,1980年代看起來還充滿希望的新通道也沒有了。這是非常大的變化,主流表達中間,刪去了這兩者,這兩者恰好是大多數人的處境和體驗。

  老工人親歷的政治剝奪和經濟剝奪,這個過程完成之后,中國就構建了一個大多數人無法成功同時也難于忍受的世界,這里當然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總和”無法兼容多數人體驗的時代。經濟基礎內部的體驗、觀察和批判,逐步淡出了主流文學視野,陽春白雪不再兼容下里巴人的生存體驗表達,玄幻文學才得到機會趁機崛起了,然后就把體制內文學寫作“擠到”一邊了。當然體制內的所謂嚴肅文學,依然在財政扶持之下進行“過度生產”,但是日漸喪失了讀者市場。

  四十年來,GDP數字的顯著增長,絕對貧困化范圍縮小,這是不爭的事實。同時,對于大多數人而,由于福利市場化和住房高成本的推進,相對貧困化蔓延到中間階層,囊括了其大部分,這也是很重要的現象。相對貧困化蔓延可能比GDP數字增長,更切近于多數人的生存體驗。

  而中國GDP數字的擴張規模,顯然得到了跨國資本“全球勞動套利”選擇的支持,使得中國經濟和低端制造規模的擴張,最后能夠大于本土市場最高容量。在這個合成效果的背后,是勞動力低成本積累制度的創造和維持,這是對接跨國資本“勞動套利”策略的關鍵,1990年代確立了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下的獨立于中央的利害關系結構,同時,各地招商引資政策爭相以“政策不執行”去降低積累成本;這意味著,在積累低成本的合法空間之外——這個由國家立法和中央政策劃定,還輔之以更大的非法空間——以地方政府選擇不執行政策和法律來支持“非法利潤空間”。例如深圳坪山警察就以公權力接管打壓勞工抗議事務,中國的特色資本專政呈現出人們極端詬病的具體合作模式——公權力為個體資本家“看家護院”,這中間的經濟體驗和政治合法性損益如何評估?

  公知們的崛起和聲音被放大,造成一個錯覺:社會中間的高水平不認同僅僅是一黨政治帶來的。其實,不認同水平高企,源于多數人沒有出路,源于“看家護院”的惡劣專政模式帶來的合法性損失,這個首先是與經濟基礎內部的變化緊密相關,不會跟隨執政狀況改變而簡單終結。也就是說,公知們的言說傾向于把高水平的不認同及其針對性,進行了極其狹隘化的附會解讀,但這個附會在高水平政治不認同的社會中間,還得到受眾的廣泛接受。

  現實到未來延伸的前景如何,是否要尋找集體出路,陽光描述是否成立,很難說已經定論了。缺乏經濟上的出路,是蟻族小白領的首要困境,“想要做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機會越來越少,這是近兩年來大學生中間左翼出現的起點。由此出現了“眼光向下”的努力,重新尋找工農和理解工農的處境,算是一個微弱的趨勢。同時,對于成功的小白領來說,沒有私人領域的公共化,管理權可以輕易壓制人格權利,人的尊嚴就缺乏制度守護,就難免地貶低為工具,即便是經濟狀況顯著提高,也難免惡化個體生存體驗,反性騷擾運動較為具體地表達出這一點。在管理權回歸私人領域之后,尊嚴和意義生產方面出現新的困境,這個方面似乎不太受主流學界的看重。

  看起來,在蟻族小白領自創文學表達與主流劃清界限之后,對政治和經濟邏輯的拒絕也已經開始了,去年至今年有三件事足堪標記:番禺八QN事件、春天北大人大學生反對信騷擾事件、八月份深圳PS事件,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從經濟基礎內部的具體觀察和批判意識出發,掙脫了“中特馬”和“公知的空想資本主義”思想禁錮而自找表達的體現。

  底層已經出現了尋找集體出路的努力,上層還在說過去三十年的路子還有很大空間,這里出現了兩種互不兼容的體驗和展望未來的方式。尋找集體出路的努力,肯定會對“新的舊中國”有更多好感,對于后來否定這個的精神生產狀況有很大的疏遠,這個新趨勢很微弱且備遭打壓,但這是打壓就能夠解決的嗎?如何看待這些經由具體體驗發出的表達?

  對精英主流的精神生產的梳理,如何與大多數對“社會關系總和”變革的具體體驗,相互溝通和協調起來?在精神生產中間漠視大多數人的具體體驗,在統治技術中間刪去了解被統治階級的麻煩而代之以不問青紅皂白的“強力維穩”,這意味著怎樣的改變?

  最后,我個人對于文本細讀和結構呈現不熟悉,所以,始終持有一種外部批評視角,去追問精神生產與具體的社會關系體驗之間的關系,這只能提供一種外部的粗略對照,而無法深入到張教授文章的內在理路去討論,對此感到抱歉。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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