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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照田:時代的認知要求與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

賀照田 · 2018-10-13 · 來源:“論文衡史”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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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教授在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精神狀況演變的歷史脈絡中,對當下知識界在回應現實問題方面的猶疑和無力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特別是指出知識界應對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安頓與價值重建提供富于歷史感和反思性的思想與知識,并在此基礎上,發出了“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的要求。

  原編者按:本文是賀照田教授與友人合撰的《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一書的代序之一,也是極有分量的提綱挈領之作。賀教授在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精神狀況演變的歷史脈絡中,對當下知識界在回應現實問題方面的猶疑和無力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特別是指出知識界應對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安頓與價值重建提供富于歷史感和反思性的思想與知識,并在此基礎上,發出了“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的要求。

  本文是賀照田教授與友人合撰的《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的代序之一,曾單獨刊發于《書城》2005年05期。此次收入書中經過作者本人修訂,這里推送的是全文的定稿。

  1

  顯然,中國大陸國家1970年代末以來,所以相對于之前的歷史自稱是“新時期”,且這一表述被中國大陸社會普遍接受,首先是因為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大陸國家所不斷推動的改革、開放。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視70年代末以來中國大陸的一系列新狀況、新境遇,為改革、開放推動舊有政治、經濟、制度、法律、文化、社會機體變遷的結果。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原有中國社會主義機體上的改革、開放,既是中國當代知識思想界所以發生巨大變化的重要推力,又核心構成著規約中國大陸當代知識思想界最基本的現實與問題境遇。也即,70年代末以來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的基本心理狀態、基本自我評估感覺,都和中國改革開放是否順利、它和此一改革開放間的相對位置關系等高度相關。而這當中,對改革開放推出的新境況、新問題是否有著了解與把握的自信——即是否有著自以為知道如何克服已有問題,邁向順利坦途的下一步改革的自信,尤其關涉著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的自我心態感覺。

  不過,也正從中國知識思想界是否自信能清楚分析把握現實,是否自信知道下一步穩妥改革之路的角度,我們可以清楚發現,雖然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已有很大的變化與調整,很多的努力與貫注,很多的成果與積累,但相對于改革初始階段知識界的自信狀態,今天知識思想界面對現實的自信心顯然已大大減弱了。

  1995年春際,一位在中國大陸有廣泛影響的經濟學家曾扼要概括了從1970年代末到1994年已進行了15年的中國大陸改革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中國改革開始時,雖然既沒有設計完美的改革藍圖,又沒有一群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可對出臺的改革政策進行細致設計和分析的經濟學家,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結構嚴重失調、長線過長短線過短,以及鐵飯碗、大鍋飯,工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長期受到抑制”等“國民經濟生活中窒礙經濟發展的瓶頸比比皆是”這一實際現狀,因此,當時只要了解國情、實事求是,便可作一個好的改革家。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家所起的主要作用”,自然是“對已出臺的政策給予理論的闡述,并透過討論逐漸形成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輿論和共識”。但隨著改革的深化、改革中碰到問題的復雜性增強,這位經濟學家認為,只具有對國情的了解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便不夠了,還需要對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的掌握和運用,才能研究清楚一項政策變動“對國民經濟的正面影響較大或負面影響較大”[2]。現在回想,這篇和我自己從事專業相距甚遠文章的這一論述,所以在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實是因為它的這一論述既注意到了改革進展對知識界的知識新要求,又配合了當時學界以為——只要是符合現代學術規范要求的專業進展,就一定會對現實構成一種有效責任關系的意識感覺。

  據熟悉當代中國經濟學進展的朋友證言,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學術界對現代經濟分析方法的掌握運用能力已大有推進,卻少有人再公開宣稱現代經濟學理論與知識掌握對中國現下改革的直接根本性指導意義。推究所以如此,表面看似和外來理論的本土應用問題被反復質疑和檢討的知識氛圍有關,深層究之,會發現此一堅信決心有所減退首先更和——中國現下國情到底是什么?已了解的國情部分在整體國情中到底居于何位置?應該以何為標準評估一改革措施?——等等這些先前基本不被知識界疑問的問題本身成了問題有關。

  在這一意義上,這些先前不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出現了問題,并不標志著中國知識思想界在如何形成問題、形成論斷上變得更加謹慎更具反思自覺,而毋寧表明中國改革進展到當下,其所帶來的挑戰我們既有認知的新狀況、新問題的突出性與嚴重性,已到了較敏感的思考者不可能無視的程度了。而面對此一新局面的認知上的無力感,自然動搖著中國知識思想界改革開放前十余年向有的對把握中國問題能力的自信。如此說,是因為,評價不同往往是因為價值選擇的相異,而現狀的認知固也會受價值取向不同的影響,但就其所包納進事實的多少,和參之以我們的感受與經驗,其關于現狀的整理與敘述是否有足夠的解釋力和準確性等方面,無疑還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不像關于中國現下國情的疑問,并不是我們親身經歷的強烈時代經驗與時代感受已被基本包納、解釋、安排后的評價歧異問題,而是我們親身經歷的強烈經驗、感受還未被基本包納、解釋、安排的問題。

  2

  時至今日,顯然,對中國現實到底該如何認識把握的問題,已成了我們追問和考量我們現下行為是否能對民族未來構成真切且迫切意義時,不得不首先加以追問的問題。

  而要認識中國大陸現下,不管是用相對規范的資本主義認知觀念,還是用相對規范的社會主義認知觀念來分析,雖都有它的認知效力,卻不足以逼近中國大陸最令人困惑的現實部分,而恰恰是最令人困惑的這部分現實的把握與厘清,最有助于我們準確理解、定位——可用相對規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認知觀念把握的現實部分——實際在中國大陸現實中所處的位置,所具有的復雜歷史-現實意涵。而要理解和突入直接依憑現成觀念不可能進入的這部分中國大陸現實,就必須找到有效向這些現實發問的途徑。且這些發問如果要有比較全面觸碰中國大陸現下問題結構的能量,那么除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奇跡因何取得這樣一些久被關注的問題外,還必須追問那些——會使中國奇跡相對化的重要現實部分在我們時代認知中實際應居的意義位置——得到開顯的問題。比如,既然中國改革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從而創造了中國奇跡,那為什么相對于先前對改革的普遍支持,對進一步改革的猶豫、不安乃至反感的氣氛卻越來越彌漫于整個社會?又比如,既然中國大陸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顯改善,人們生活的自由空間也大大增加,為什么大多數人的內心精神感覺卻越來越多苦惱和不安?

  為了使這兩個與中國奇跡方向不同的問題得到比較具體的把握和探討,我以為還需把兩者再分解為更易把捉和探討的子問題。比如,我以為前者至少可分解為如下兩個子問題:一是與中國經濟改革基本同時起步的,以告別家長制、“一言堂”為出發點的制度變革,為什么經過二十年后,卻在大多數國家權力層級變成了“一把手”權力比改革起步前還少受限制的局面?不僅事權,而且人權財權都越來越向“一把手”集中;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均貧富意識傳統、且有著幾十年強調平等觀念社會主義實踐傳統的國家,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我們內部貧富分化的程度就超過了周邊搞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后一子問題這些年雖已被廣泛關注,但至今研究清楚的只是造成一部分農村所以貧困的不公正的制度、政策和法規方面的原因。不過,這一部分貢獻已是近年來關于中國當下現實最突出、最引發迫切實踐后果的認知成就之一。如此說,是因為中國新一屆政府的農業稅負減免政策,和新近國家決心于幾年內便真正擔負起而非轉嫁國家對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等舉動,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國一部分農村貧困實況被揭示所引起的沖擊和震撼,另一方面也與認知上對農村貧困和國家對農村不平等的稅負政策、教育財政政策之間相關關系的充分揭露有關。于此,亦可見中國現實的把握和理解對中國當下實踐選擇的重要意義。可以想見,如果不只此一部分,而是中國內部貧富分化所以超速發展問題之整體,都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和呈現,那么其貢獻于當下中國認知及可能影響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范圍,無疑將更廣更巨。

  相對于社會越來越普遍的對進一步改革的猶豫不安乃至反感現象所轉化出的兩個追問,實特別有助于深化我們對改革二十余年中制度運行和經濟運行的認知、理解;對中國經濟奇跡背后人們心靈與精神苦惱不安現象所轉出的子問題的追問,則有助于我們體會與感受看似喧囂熱鬧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里面社會與個人精神生活的真正實際。而要很好地把握時代精神實際,我以為同樣應該把此一大問題分解為兩個子問題。就是我們首先應該追問:為什么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義利之辨傳統,近幾十年更有高揚理想與信仰傳統的社會,在短短十幾年之內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已變成了一個以實利為一切衡準的社會?這一過程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的?其歷史與觀念機制是什么?其次我們還應該追問:使得新興宗教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及全國的社會生活土壤和精神生活土壤是什么?因為至少就我多例調查了解,許多新興宗教的追隨者恰恰對精神生活價值問題極為敏感與珍視。顯然,對這兩個子問題的追問,有助于我們建立對中國經濟奇跡背后人們的心靈與精神卻苦惱不安這一大問題的基本認知-理解結構。就是從語言和眾多行為表現看,當代中國大陸社會好像已完全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尚的社會,但從一些新興宗教所以在短時間傳及全國論,這社會實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相當土壤。而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實又有著彼此間的相輔相成——就是這些新興宗教在現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由于此語言狀態所表征的一般社會、文化、觀念、生活狀況,實缺少他們所需要的、能幫助他們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與安頓精神身心與排解價值困擾的必要資源。

  因此,把這些年大家都感到的精神失落問題歸結于社會的見利忘義,將誤導我們不去追究、分析所以造成今天這樣一種局面的實際歷史、觀念過程。因為,顯然不是當下沒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關切的社會土壤,而毋寧是人文知識分子所提供的人文觀念、人文分析,缺乏和這一社會要求精神身心安頓土壤有效互動的能力。不從此點出發來檢討中國大陸當代人文開展、歷史開展存在的問題,我們就很難真正觸碰——導致全社會陷入今天這樣一種精神身心困頓局面與中國大陸當代人文開展的深層缺失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問題。而一旦我們的認識與檢討缺少這種觸碰,我們許多我們自以為建設性的工作,甚至以為可在根本處根除弊害的改弦易轍,實際上仍難免于被這些沒被正面意識的結構性要素所播弄,極端,甚至會出現——自以為善,實際上卻助紂為虐,和自己建設性設想完全相悖的——結果。

  可惜,我們現下看到的很多對現實的批判與檢討實際上都缺少深入的當代史剖析,而沒有深入的當代史剖析為前提,這些批判與檢討便極易缺少真切、均衡、有效的歷史感與現實感。如此說當然不是要否定這些批判與檢討本身的意義,像對過以GDP數字增長為關懷中心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過以經濟為中心考量的現代化理解,對媒體過以單一經濟實利為標準塑造成功人士神話的經濟主義取向,及對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個人主義行為等等問題的檢討和批判,不僅都對打破前些年具籠罩性的單一經濟、實利主義的話語、理解狀態作出了貢獻,而且這些批判和檢討導致的觀念意識和觀念變遷,也大有助于我們對何謂健康現代的深入理解。尤其當我們進一步察究這些檢討與批判初始的動力來源,我們便可清楚發現,所有這些檢討和批判都極大程度根植于一種本土人文關切和本土社會責任感,而正是這一根植本身,讓我們再一次相信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人心未死。

  3

  不過,為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良知興奮之后,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由于缺少真正深入的當代史剖析為構成前提,所有這些檢討和批判實共有著不能避免的一些問題。

  比如,由于沒有找到合適方式檢討他們所關切問題形成的歷史過程,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其所關切問題所以如此形成、如此存在的深層歷史和現實機制。這種情況下,他們對所以形成問題的解釋與批判,便很大程度植基于對現實和歷史的直觀反應,然后去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批判的武器。卻未深究直觀反應在多數情況下其實并不能真的幫我們洞識使一問題所以如此形成、如此存在的深層歷史與現實機制。而一旦一批判真的植基于此不穩固基礎,則此批判必將淪入實際效力極為有限的治標不治本的境地。因為此種治標不治本的批判,不僅一般無與對所批判問題實際深層生產機制的揭示與破除,而且更無與——如何轉化、改造、重新安排原有問題機制的組成要素于一新建設性機制——這對認識、實踐都極重要的知識思想工作。如此強調,是因為若缺少這進一步的思考與分析,不僅可能在我們所希望的建設中,浪費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許多本可為我們直接運用和稍加改造便可轉化運用的資源與能量,而且這些資源與能量很可能因此閑置,被組織到另一我們不愿看到其產物的生產機制中去。

  又比如,這樣一種檢討和批判方式,實不利于把對一個問題的追究開啟為對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檢討。以對經濟主義的批判為例,過于以經濟為中心,其當代起源固可追溯到中國改革的初始設計,甚至可進一步上溯到1950-7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內部的分歧,但如果追溯滿足于此,而不進一步推究,在經濟主義自身成為全社會首要主導邏輯之前,經濟主義常有它所明確針對與要克服的問題,那么對經濟主義的批判,除對經濟主義起源時觀念狀態的一般描摹外,便沒有進一步的對當代經濟主義起源時所指稱、關切問題的再檢討,當然也就不能說服當年參與推動經濟主義的歷史過來人,而給出更有歷史說服力,更有思想含量的有關分析。就是,只有在批判一問題時同時有考察這問題所以形成背后的歷史-觀念叢結的意識,我們在批判經濟主義時,才能同時具備如下思想層次:要包納經濟主義起源時所看到、感到的諸問題,是否只能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經濟主義這樣一種反應形態?如果不是,那么是否可能有一種弊端更小的反應形態?如果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條件下確有一種更具建設性的可能選擇,那么沒有使這一可能性發展出來,是否只是知識資源儲備不足所致?還是在知識、理論資源原因(這些可以通過學習改善)之外,亦和我們整理問題、思考問題的深層習慣、方式有關(這些方面問題的改善則要以反思、洞察我們的認知慣習為基礎)?這些年經濟主義主導的實踐是否完全克服了它出發時所看到感到的諸問題?如果沒有,這是由于此一經濟主義形態本身的不足?還是由于它沒能慎重考慮一旦自身邏輯占主導地位并被付諸實踐后,它的主導和實踐其實會改變它作為反對者時使自身合理所依據的那些社會歷史條件?在此情況下,經濟主義若仍不根本調整它最初的邏輯、感受狀況,則這樣邏輯、感受狀況下主導的實踐,當然也就不能對原有社會歷史條件變化后出現的諸新問題,有足夠的敏感、足夠準確的認知,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在實踐上對這些新問題進行及時、有效應對。

  所以,在直觀感覺到經濟主義的危害后,除對之直接進行理論批判,和對其所致現實危害進行特別揭露外,實還可以采用進入此經濟主義內部,即把它不是作為一個問題,而是作為一系列問題的集合來追問的分析把握辦法。顯然,這一進入內部去分析、考察、批判的方法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只有通過此方法,才能對經濟主義在中國當代實際功過有一個更貼近歷史本身的評價,而是只有通過此方法,才能在批判中同時去據有、含納當代中國經濟主義所看到、感到的那些內在于我們歷史與現實的真問題。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對此經濟主義背后對應的歷史和現實有一個更均衡全面的把握,并以此為基礎,賦予我們所選擇的觀念邏輯、實踐開展以更真切、全面的歷史感與現實感。而能否對觀念在歷史與現實關系中的運動有恰切的歷史感,在很大意義上,是決定一個以觀念反思方式介入現實的知識分子,是否真能跨越以對現實的籠統直觀反應和整理為媒介介入現實的關鍵。而如果我們一直停留于此以直觀籠統反應為媒介的批判介入方式,除不能讓我們對我們的觀念實踐選擇有充分展開、真切的歷史感、現實感外,亦因不能進入批判對象內部進行分析和檢討,使得我們新選擇的觀念和實踐,不能自覺順承、轉化、安排此被批判的觀念形態后面所對應的那些寶貴的歷史資源與歷史能量。

  再比如,上舉諸種批判檢討方式,實不利于知識分子把批判、檢討指向自身。因為顯然,在上舉這些檢討方式中,既然問題被歸結為發展主義、現代化意識形態、進化論、無社會責任感的個人主義等,則知識分子的自我檢討便變成了過去由于對這些問題沒有意識,因此有意無意成為了這些今天被歸為罪魁的觀念的工具。而檢討一旦以這一方式展開,則等于實際上在確證:今天既然知識分子已正面意識到這些罪魁并對之展開了批判,則知識分子實已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顯然這是一種以現有批判邏輯為依托而得到的現下自我確證,因此它自然不利于知識分子把中國當代精神焦慮不安等問題轉化成對中國現下知識分子自身的切問近思——即不去追問大量當代知識分子自身亦具有的莫名焦慮和苦惱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有以此自我理解為認知媒介,我們才可能在此自我調動的基礎上理解把握無現成分析框架可以移用的、形成此一社會精神危機的歷史、社會、觀念、價值機制是什么;才可能理解為什么知識分子已有的自以為以精神危機何以形成的檢討為根據的當代批判,并無知識分子們所期待的批判效果;才可能理解當代中國精神上的焦慮不安與歷史其它方面展開的真正關系。而只有以這些追問考察為基礎,我們才真正談得上建立——不是觀念想像的,而是置入歷史實際的、從人文角度出發的、對歷史-現實具充分穿透力的——分析、檢討與批判。

  4

  上舉現下批判思潮存在的問題毋寧在向我們表明,1994-1995年發生的人文精神討論雖然過了十年,但就人文如何才能建立對現實中人們精神身心困境有效幫助關系方面而言,人文思考并沒有多少前進。就是,上舉諸批判努力,對一般思想、觀念的轉換,對政治、經濟、社會批判的確立固大有裨益,但在——對如何深入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身心狀況,如何切近時代反觀、反思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知識思想現狀,都最具關鍵性的——什么樣的歷史、社會、觀念使時代中人們深感焦慮與不安的問題方面,這些檢討都不僅少有貢獻,而且都相當程度上會誤導理解的致力方向。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人文激情固為中國大陸九十年代批判思潮最深層動力之來源,但由此而出發的思潮卻基本無與于中國人文問題本身。據此我們也就毫不奇怪,許多以人文知識分子為重要參加者的批判、討論卻少人文視角本身。比如,影響廣泛的新左派思潮有那么多就研究領域言分屬人文的知識分子參加,但其主要焦點卻只在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上。

  是以,1990年代一方面可說人文學者有力參與推動了當代中國社會批判思潮,同時被劃歸為人文領域的學科學術知識累積也堪稱豐富,就此兩點言,90年代人文堪稱無愧。但當我們換以人文知識分子必須面對和安排的,人的精神和身心在當代何以未能被相當安頓的問題角度,來省視90年代以來的人文知識思想界,我們則可看到人文界的失職。在此一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90年代以來人文消失了。

  此意義上的人文消失,一個重要后果就是,能明言出來的論述不可避免地以社會價值為中心。本來嚴重貧富分化及其所導致出的一系列問題,是很便于從其對人們精神人格的傷害,其對民族健康心理、社會道德感的傷害展開批判的。而中國貧富分化短期內至此,也不僅僅是制度、政策、明言出來的直接觀念邏輯諸原因所能完全解釋的,而是亦和當代精神、道德狀況密切有關的。這種情況下,以此社會危機為最首要背景的新左派思潮,在具體論爭中,過度聚焦于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不能說不和八十年代式的人道主義喪失了介入社會活躍現實能力后,能有力有效回應時代所需的人文知識思想樣態尚未發展出來密切有關。亦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左派思潮過于聚焦分配公正和經濟民主,實際上意味著此一批判思潮已在相當大程度上被1980年代以來漸行漸高的,過于夸大經濟決定作用的經濟主義思潮所沾染、塑造。

  但強調關注人的身心,不等于要把人的身心感覺、心理膠固化、本質化。把人的身心感覺、心理膠固化、本質化,實際等于把身心和世界、歷史打成了兩截,而這完全不能解釋太多情況下人們的身心感覺為何變遷等問題。當然反過來同樣,強調歷史、社會對身心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歷史、社會有對身心隨興塑造的可能。現在一些極端思潮常把身心對社會的不適,解釋為相關語言狀態不配合社會形成的干擾所致,但以此邏輯對勘中國大陸90年代以來不光社會以經濟為中心,語言同樣亦以經濟為中心,而人們反有極強身心不安、焦慮之感覺,實證明,過分夸大語言對身心狀態的塑造作用,和過分期待在語言狀態的配合下,社會對人的身心塑造之超強可能性,實際上都在夸大語言、社會對身心的支配、改造能力,并通過這種夸大,回避乃至取消著對精神身心問題的正視。這種論述不僅在認知上懶惰且誤導,在實踐上更是誤導并有害。

  所以我強調細致考察當代身心焦慮與不安形成的歷史過程,使它得以產生的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社會制度、觀念語言機制,一方面固是因為非此不能準確、細致理解、把握當代身心問題的實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非此不能理解當代身心問題所以形成的歷史、社會、制度、語言條件。因此,對中國當代精神危機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轉,便可以從身心感覺角度對當代社會、制度、文化、歷史、語言觀念狀況作出由它出發的分析、評價,乃至批判、檢討,并可進一步在此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對社會、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給出由人文出發的要求和規劃來。顯然,強調對身心感覺變化的歷史-觀念分析,是一種試圖把我們的身心遭遇和社會、歷史、語言、文化、教育遭遇連結起來思考的努力。這一努力,要求以內在于歷史和現實中認知、把握的方式,去確立不能被社會價值化約的人文價值,而此在社會價值一維之外確立起的人文價值本身由于是內在于此歷史被認識和分析,故又可為從此人文角度出發審視、批判社會,提供新的認知出發點、批判著力點。[3]就此層面言,此一人文工作方式的確立,不僅不會削弱社會批判,而且反會因人文敏感的介入,確立出更多的社會、文化、教育、制度的分析批判角度,從而既增加著社會批判的廣度,又加大著社會批判對重要問題的真實涵括能力。

  而這也正是我所以出發來檢討當代中國人文問題的動力所在。因為不建立人文視角,就無法有力要求人們正視,主要以社會價值(特別是過以經濟價值)為軸心的當代中國實踐帶給人身心的諸般后果,就無法具體指明此種缺乏明確有效人文價值視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們精神、身心的哪些傷害。而只有以這兩個前提為基礎,我們才能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真把人文關切和社會關切統一起來,即使確實在有迫切政治、經濟、國際、社會問題需要回應的時段中,一時不能將從人文出發的要求充分吸收后落實,人們也要盡力找到對人傷害最小的選擇,同時心中保留這些人文問題,以待同時能充分落實人文關切和社會關切智慧的產生。

  總之,過分以社會價值為軸心的改革變遷時代必須過去了!不過這一頁能否真正翻過,實有賴于中國當代人文知識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實現再出發!

  注釋

  [1] 這篇文章于2005年第一次刊出時有如下說明:“本文初稿曾在2005年1月8日-9日于臺灣新竹交通大學召開的‘去國•汶化•華文祭’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會議主辦人的邀請與會和三位評議人對本文的評議。另在本文的醞釀、撰寫、修改過程中,我曾分別就文中所關涉到的問題與孫歌、王焱、趙剛、張志強、舒煒、江湄、陳明、楊貞德等師友進行過討論,在此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這次收入本書,我和臧清對個別表述作了修改,臧清并把過去沒分節的文字分為四節,這是要向讀者特別說明的。

  [2] 林毅夫:<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改革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11期(1995年5月),頁181-182。不過須說明的是,這篇1995年3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的演講,雖然看到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訓練對其時改革實踐的重要意義,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接著進一步指出: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是所謂‘過渡’的問題,具體地說是一個社會中的某種制度安排怎么轉變成另外一種制度安排的問題,必須以最基本的經濟學方法從人的基本行為假設出發,結合中國新舊體制交替的特殊經濟社會條件,提出新的理論假說才能說明清楚。”而正是此種對現實的開放、重視意識所帶來的看待西方現代經濟學和中國改革實踐間關系的分寸、謹慎意識,使得該文作者能在接下來更復雜的改革-知識關系局面中,一直在努力根據他把握到的現實,對經濟學和現實實踐意識之間應該關系的理解給以重構。

  [3]我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理解人文和宗教、道德形上學差別的。即宗教對精神、身心問題的處理相對而言更依賴一個超越歷史的結構;而程朱儒家道德形上學除本體論對身心修治的優先規約位置,還要求通過靜坐等功夫,來體認此形上學要求的身心狀態作為優先于一般人生經驗的安排身心問題的基準。凡此均不似于人文的試圖在更主動承受人已有經驗的情況下,包納與解決人所遭遇的問題的態度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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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從范冰冰偷稅涉案8億不用坐牢 再到謀反也有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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