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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普拉卡什:《誰害怕后殖民?》(1996)

吉安·普拉卡什 · 2018-10-14 · 來源:新千年批判譯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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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批評者認為這是后殖民主義概念無法批判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證據,但我想提出相反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激進主義被擊敗之后,后殖民主義的概念確實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這并不能證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狡計,旨在遣散反對派。

  誰害怕后殖民?

  WHO’S AFRAID OF POSTCOLONIALITY?

  作者: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

  譯者:陳榮鋼(號主,微信hakuna111)

  來源:Social Text, No. 49, The Yale Strike Dossier (Winter, 1996), 187-203.

  篇幅所限,原文有所刪減。【*】為譯者注。

  漢娜·阿倫特巧妙地改寫了列寧的名言:「帝國主義必須被視為資產階級統治的第一階段,而不是最后階段。」阿倫特精巧而深刻的改寫不僅去除(dislodge)了列寧主義的定義,也打破了人們對帝國主義的普遍理解,即帝國主義是西方早期自我生產和自我持續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

  究其原因,正如阿倫特所言,資本主義在宗主國的勝利是通過其它地方的領土征服實現的,因此帝國不是「別處」發生的事。「對外」帝國主義剝削和建構「對內」宗主國屬于同一過程的不同部分。這并不是要消除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差異,也不是要把帝國主義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敘事中。

  相反,這是在暗示一種矛盾的關系正在起作用。這種關系把中心和邊緣連在一起,用殖民地來滿足資產階級「錢能生錢的空虛欲望」。通過奴役使免費勞動普遍化,正如阿倫特所說的「完全無視所有經濟和倫理法則」來擴大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統治,于是在資本的普遍化中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分歧。

  對阿倫特來說,這意味著「國家政體與作為政治手段的征服之間的內在矛盾」,它將對歐洲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如果帝國主義的征服和統治確保了宗主國資產階級在國內的勝利,那么它也就必然脫離自由和人民代表。阿倫特認為,在非洲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和印度完全專制的官僚主義的逼迫下,「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將回歸歐洲,使其陷入法西斯主義。

  人們不禁驚嘆阿倫特敏銳的洞察力。她認識到歐洲領土擴張過程中產生了的一種「內在矛盾」,這是在殖民和后殖民研究領域的當前著作中對分離(disjunction)和錯位(dislocation)的強調。沒有明確追隨阿倫特的最新研究也強調殖民歷史與宗主國歷史的交織,并指出殖民歷史的深刻分裂。

  但是,盡管阿倫特用「內在矛盾」的概念來追溯歐洲極權主義的起源,然而遷移(displacement)、雙重化(doubling)、兩極徘徊(ambivalence)的概念卻試圖推翻歐洲殖民主義的總體敘事。

  因此,阿倫特在帝國主義中識別出的歐洲主體政治的扭曲(perversion),是一種更為廣泛的殖民權力錯位和重建過程。殖民主義的分離功能產生了后殖民主義的可能性。 將當前的分離歷史概念與阿倫特的「內在矛盾」概念聯系起來,就能將后殖民主義置于不同的角度。

  后殖民主義的意義不在于它將歷史的周期劃分得太過模糊,不在于它賦予了殖民時代特權,也不在于它將「當代」視為「殖民奴隸」進入「后殖民自由」的連續演變。相反,它似乎是由殖民主義分裂而生的一種嚴重分化的結構。

  斯皮瓦克將后殖民主義定義為一種解構主義哲學立場,歐洲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s)【*】從適當語境下遷移后產生的效果。在錯誤的意義上,「后殖民」一詞指的是一種歸屬地位,可能意味著殖民話語在傳播過程中被取代。

  【*】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映射。譯注

  然而,要理解后殖民一詞的關鍵作用,就不能把遷移僅僅看作殖民話語的分離(disarticulation)或分散(dispersal)。遷移的概念如果不只指殖民地范疇的脫軌(derailment),還指它們必然分離、爭斗的功能,就會獲得更多的生命力和特殊性。

  這種遷移的概念開始于這樣一種主張,即根本的不穩定和分裂是行使殖民權力的特征,因為需要憑借「不文明」的形象產生「文明」的權威。

  殖民話語的有效運作導致了它的疏遠,因為它被迫處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可比擬的地位。因此,殖民大國在尋求談判和管制不平等的知識和臣民的過程中,被要求隨機而有爭議地重新安置其范疇。

  后殖民主義抓住了這一偶然事件和富有爭議的管制所造成的不穩定,緊盯著殖民主義因其歷史運作而必須喪失的特性和權威。這意味著殖民權力和知識的重新組合,這種組合至關重要。這是為了喚起其內在本質的回歸,是一種在殖民主義脆弱的運作中形成的后殖民主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后殖民既不代表殖民主義的超越,也不代表殖民主義的逆轉,它回避了開始和結束的語言。后殖民主義包含著與殖民主義經驗的聯系,但并不包含在其中。

  后殖民主義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在媒體中出現的重組形式,批判性地消除和重新劃分了殖民主義的偶然邊界。這種后殖民主義的觀念打破了傳統上反對殖民主義的二元主義,它質疑了那些支持反抗帝國主義和統治傳統的主體與身份觀念。

  盡管批評者認為這是后殖民主義概念無法批判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證據,但我想提出相反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激進主義被擊敗之后,后殖民主義的概念確實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這并不能證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狡計,旨在遣散反對派。

  首先,后殖民主義所代表的權力條件和批評具有悠久的歷史。一種「內在矛盾」強化了殖民統治的實踐,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特征,產生了不同的和不斷變化的權力形式。

  此外,對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也總是在一種變化、流動和傳播的模式中運作,即使它們貌似建立在純粹、穩定和穩固的身份基礎上。因此,問題不在于反對力量。批判的權力及其運作模式從殖民征服和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中浮現出來,但我想在這篇文章中強調它是錯誤的。

  殖民主義與宗主國的自由主義話語

  COLONISM AND METROPOLITAN LIBERAL DISCOURSE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獲得領土權后不久,其行為就受到了猛烈的攻擊。當然,我這里指的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對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激昂譴責。黑斯廷斯是東印度公司18世紀末的總督。他堅信,公司應該尊重印度的「東方」法律和習俗,但這種信念并沒有阻止他囚禁和驅逐印度酋長,并吞并他們的領土。

  伯克對黑斯廷斯在獲取領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憤怒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在印度的殖民壓迫將會導致英國政體的腐敗:

  今天,英國下議院起訴了印度的罪犯。明天印度的罪犯可能成為英國的下議院。

  盡管伯克口若懸河,黑斯廷斯還是被上議院宣判無罪,被下議院撤訴。這一裁決讓人們看到殖民擴張與東印度公司公司宣稱的保持傳統的目標之間格格不入。這既不令人驚訝,也不只是黑斯廷斯在上議院獲得支持的結果。

  伯克和黑斯廷斯,原告和被告,都有殖民統治的罪責。英國對土著居民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雙方甚至都同意土著風俗和法律應該「指導」印度的公司管理。殖民本身沒有受到審判。殖民只是為公司和議會、商人和國家之間的辯論創造了一個適合使用殖民地專用語的舞臺。

  殖民地的任意性本身就被置于人們的視線之外,所有的指責在黑斯廷斯身上都被人格化了。伯克抓住黑斯廷斯不放,因為,正如薩拉·蘇勒里(Sara Suleri)所指出的:

  他不能承認,他對殖民掠奪的看法永遠不會變成一個帝國崇拜的神話。

  然而,伯克把黑斯廷斯說成是「罪惡的溫床」,從而保護了「殖民地的計劃不因黑斯廷斯而被起訴」。隨著殖民統治的隨意性被從訴訟程序中抹去,審判變成了一個關于有權有勢的人的奇觀。

  雖然伯克被擊敗了,但他想要的責任被成功地確立了。國會逐漸擴大了對東印度公司公司事務的控制,殖民主義就像伯克擔心的那樣進入了英國人的生活。

  但這個殖民地并不僅僅是以那些被大肆諷刺的「巨富」的形式進入的,他們從印度帶著不義之財回國,以紳士的身份建立自己,獲得大筆財產和爵位,并購買議會席位。這一切留駐在英國自由主義表面,包括功利主義的「高級祭司」邊沁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

  在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身上,可以找到殖民主義在自由意識形態中產生的最具啟發性卻鮮為人知的影響。例如,他試圖調和英國在1856年吞并阿瓦德(Awadh)時自信的主張,即英國致力于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他明確聲明英國堅持不干涉原則,但他必須使這一聲明與英國吞并阿瓦德相一致,這違反了東印度公司與該省統治者之間的現有條約。因此,干預是正當的,因為它結束了英國在道義上應負責任的壓迫。

  這里詳細闡述了「教化使命」的概念,其目標違反了英國對外政策的公開原則。這里可以觀察到一個無法解決的悖論。因此,密爾不得不聲稱,不干涉的普遍原則不適用于在印度的英國人或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認為,文明國家之間「相同的國際道德準則」適用于「文明國家和野蠻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野蠻人」不能遵循「文明國家」所期望的互惠原則,因為他們不能「依靠和遵守任何規則」。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對殖民差異的呼吁認可了「文明國家」的概念。文明的主張建立在野蠻缺陷之上。「獨立和民族」(「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ity」)對于「一個民族的成長和發展」至關重要,而對不文明的人來說,「要么是某種邪惡,要么至多是可疑的善」。

  在此,野蠻人的面目是文明人的遷移代表。歐洲被其野蠻的雙重勢力分裂和授權。然而,在文明的極限之下建立文明的權威,使那些既不知道互惠原則,也不重視獨立和民族的「野蠻人」取而代之。這迫使密爾放棄了他希望捍衛和擁護的不干涉原則。

  羅馬人從不是干凈利落的征服者,但對高盧和西班牙、努米底亞和達契亞來說,從未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是不是就更好呢?

  功利主義在殖民統治中被精心闡述和檢驗,它將英國的自由主義塑造成一種絕對專制的模式,好的政府不僅可以取代殖民地的代議制政府,而且專制統治可以在海外建立法治(rule of law)和秩序(order)。

  這種偽裝使宗主國話語能夠延伸到殖民地,但掩蓋了其延伸的效果。英國的榮耀體現在從加勒比群島到印度的龐大帝國,以及在國際展覽會上展示的這些領土的藝術品。然而,人們認為英國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受到征服和牟取暴利的骯臟勾當的影響。

  殖民地的財產成了英國王冠上的寶石,但人們認為它們只是裝飾品。因此,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可以將1877年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作為一種國內政治策略,因為帝國已經被馴化為「在英國之外」的東西,并被所有英國人所分享。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聯起手來,「國家政體和作為政治手段的征服」之間的關系被視而不見。

  因此,當英國在19世紀80年代進入非洲時,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覺得自己因環境所迫而不情愿地卷入其中。這有什么奇怪的嗎?

  殖民問題在英國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政治算計中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從1882年征服埃及開始,它就被迫加入了非洲的瓜分行列。不過帝國歷史學家一直在提醒我們,英國并沒有(在非洲)獲得壓倒性的經濟利益。

  如果經濟學沒有在「新帝國主義」的爆發中左右政治,這應該不會引起任何意外。畢竟,政治征服從一開始就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做好了準備。19世紀晚期,帝國主義對非洲展開爭奪,但這一過程早在16世紀初就開始了。

  資本主義的全球傳播已然依賴于帝國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在征服者和貿易壟斷。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世界通過釋放種族主義壓迫和非經濟脅迫促進了「自由勞工」觀念的傳播。自由理想與他們在殖民地的異化之間的結構性分裂是顯而易見的,但宗主國知識分子卻對此視而不見。

  因此,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一書出色地證明了,歐洲最樸實的真相是在殖民地的巧妙謊言中說出的。但是,正當康拉德指出,歐洲在非洲所犯下的野蠻行徑又回到了它的靈魂深處時,他卻選擇把非洲人看作是歐洲人沉淪于野蠻深淵的無聲受害者和沉默的旁觀者。

  另一方面,庫爾茨(Kurtz)被譽為現代主義英雄,因為他「凝視著虛無主義的深淵,以至于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問題變得無足輕重」。康拉德凝視著歐洲黑暗的中心,卻無法找到其他的知識來源和主體,而正是這些來源和主體將歐洲人推向了殖民野蠻的境地。

  或者借用一下喬治·奧威爾的例子——他坦白在緬甸擔任殖民官員的工作讓他思想分裂。

  這并不奇怪,因為盡管分裂的思想和雙重的愿景指向了殖民主義的根本分裂和不穩定,但它們也構成了表達的空間。英國的統治是由「堅不可摧的暴政」和「邪惡的小野獸」分裂而來的。在兩者之間穿梭的過程中,殖民者可能會經歷主體的喪失和無助,就像奧威爾那樣,但這種經歷還不足以成為消除殖民分裂的理由。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不得不忍受屠殺數百萬人。歐洲人經歷了殖民壓抑的可怖經歷,這種經歷又回歸到了歐洲本土。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的,這是「國家政體之間的內在矛盾和作為政治手段的征服」。

  從殖民地到第三世界

  FROM COLONIES TO THE THIRD WORLD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歐洲政體被視為征服的政治手段。這種不相容太明顯了,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和民眾起義使之暴露無疑。盡管次等群體的叛亂標志著自由主義話語的局限性,但即便是接觸到殖民者文化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當他們發現「教化使命」被包裹在鋼鐵鎧甲之中時,也意識到了它的深層裂縫。

  在這方面,沒有人比法農更有說服力了。用薩特的話來說,法農揭示了將人權應用于殖民地所帶來的矛盾。

  就是在那個歐洲,他們從來沒有停止談過人類,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宣稱他們只關心人類的幸福。今天,我們知道人類為他們的每一次勝利付出了多少痛苦。

  但在殖民地,自由理想的異化不僅僅顯于表面。自由主義話語通過非自由的手段建立起來,這一事實意味著它在其運作的過程中被迫喪失其特性和權威。這種損失,這種自由主義向專制主義的滲透,把話語的局限變成犯罪的條件,使殖民權力既不穩定又富有成效。

  不穩定的原因在于,人們被迫在自由理想和異化之間進行商榷,殖民權力不得不驅逐其臣民。當殖民權力本身被迫脫位時,沒有固定的位置可以構成殖民地,也就不能簡單地確定「土著」是誰。

  我們應該謹記,「國家政體」被迫支持「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的征服」。我們知道,「文明國家之間的規則」是由野蠻的「補充物」支撐的。由于這些必要的混亂,一種地方性的不穩定和運動成為殖民大國運作的特征。

  然而,出于同樣的原因,它也能有效地讓「土著」不得不占據各種職位。

  一旦我們認識到殖民權力的本質,殖民地理想的異化就會形成一種高度緊張的狀態。它不僅僅是歐洲雙重語言的簡單展示,而是作為殖民話語傳播方式的出現。在殖民地傳播最廣泛的是民族國家。與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形態在宗主國的出現并行不悖,在殖民地建立反殖民民族國家的計劃蓬勃發展。

  盡管每一種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都宣稱其獨特性和原創性,但帝國和民族之間的分裂給世界的民族主義結構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這種普遍主義的表達往往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帝國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他們所做的無非是帝國主義的女權主義;或者,沒有比第二國際的民族機會主義更偉大的遠見卓識,沒有比「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更大的革命變革計劃。

  在殖民地也發生了類似的過程,民族主義運動能夠重新闡明殖民話語的分裂,將民族國家投射為解決階級、種姓、性別和種族問題的舞臺。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享受著進入歐洲文化的機會,卻深深意識到它在殖民地的局限性。他們能夠重新定位它,將它與傳統、歷史、文化和正義的觀念交叉起來。

  它把現代科學和政治納入反殖民議程,但把它們描繪成土著和古老的回歸。它支持女性接受教育教育,支持父權制的改革,但把它們放在了國家復興的計劃中。它宣布團結次等公民,反對土地和工業轉型,但將其轉變為實現民族國家的動員。

  在這方面,帕薩·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將印度民族主義描述為一場「被動革命」,非常恰當,且具有啟發性。

  查特吉指出,盡管印度民族主義者能夠編造出這個國家的精細結構的文化愿景,但他們的觀念仍然為精英階層服務,深刻受到啟蒙運動的理想和資本主義目標的影響,無法得到廣泛認同。

  甘地的到來標志著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他提出了一個現代主義的議程,同時可以容納和反資本主義和反啟蒙政治的農民。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甘地式的干預非常美妙,因為它可以在不放棄民眾主動權的情況下,為民眾提供支持。

  因此,尼赫魯承認甘地有不可思議的能力,來解讀「非理性」農民的思維,但他無視甘地對現代工業和政治的保留,繼續推進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計劃。但即便是尼赫魯也有必要為他的現代化設想建立印度特色的基礎。

  他的《印度的發現》(Discovery of India)探索了印度民族不可縮小的差異。尼赫魯把自己定位為一名口譯員,他能在民眾提出的神秘口號「印度母親」中找到印度的理性理念,他還發現這個國家融入了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在尼赫魯看來,印度的福利制度和轉型不能任由資本主義恣意妄為,而必須得到國家監管的「混合經濟」的精心培育。盡管與甘地的非現代烏托邦相去甚遠,尼赫魯的「混合經濟」是對自由主義話語的有力改寫。

  在整個殖民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尋求為現代國家找到另一個基礎。恩克魯瑪的非洲社會主義,肯雅塔的「肯尼亞山」,蘇加諾對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的共同呼吁,都是民族主義者對帝國文本的諸多復制方式之一。

  他們抓住了宗主國話語的矛盾,重新想象或混合了「模塊化」的想象共同體。民族主義運動利用民眾的斗爭,利用他們反資本主義的能量,成功實現「被動革命」。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被動的革命都不同,都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然而,對他們所有人來說,共同的事實是,他們在自由主義話語的殖民功能中發揮著作用。

  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隨著非殖民化浪潮席卷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者預計現代民族國家將成為治愈社會壓迫和文化侵略的潛在主體。新獨立的政權無論如何限制其霸權,無論如何強制確保其支配地位,都可以重新闡明自由主義話語,以喚起解放意義。這是困難和短暫的,但由于自由主義話語的不確定地位和功能,由于它在第三世界地區的特性,這反而有可能實現。

  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者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不確定的話語,重新調整了戰后的三邊世界格局,從對殖民剝削的記憶和對文化復興的渴望中拼湊出了第三世界主義(Third-Worldism)的概念。

  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捕捉到了1955年「萬隆會議」上非洲和亞洲前殖民民族國家對社會正義和文化復興的渴望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這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都不曾夢想過的集會之地。它太過簡單,太過初級。大家從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各個層面切入,直到人類存在的野蠻殘余,即種族、宗教和大陸。

  只有棕色皮膚、黑色皮膚和黃色皮膚的人,在殖民者的嚴酷統治下,長期以來一直痛苦地保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還對自己的種族和宗教保有強烈的意識,因此才感到有必要舉行這樣的會議。

  這其中有一些超越政治、超越社會、甚至超越人性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試圖把殖民統治的經歷作為后殖民轉型的基礎的努力,有一種烏托邦式的東西。

  法農關于革命的民族文化的概念與賴特「多余人」的概念有幾分相似。他也設想過,只有純粹的意志才能產生一種激進的非殖民民族文化。他也認為,殖民地革命是「任何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都不曾夢想過的」。

  正如法農所說,馬克思主義需要被延伸,以理解殖民現實并想象后殖民的未來。盡管賴特和法農對「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感到著迷,但他們也深切地意識到這是多么難以實現。賴特警告說:

  不難想象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神道教徒會發起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他們裝備著現代化的武器,以確保世界的安全。

  法農擔心民族資產階級會粉碎革命民族文化的意志。最后,革命「第三條道路」的希望破滅了。隨著后獨立時期的歡欣鼓舞逐漸消退,第三世界國家被「追趕」西方的計劃所吞噬。大多數非洲國家都淪為獨裁政權和軍事政權。激進政權受到美國的巨大壓力。新殖民主義將新興國家的經濟置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下。

  不可避免的結論是,民族國家形式的本土化未能阻止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者或「第三世界主義者」對自由主義話語的重新表述,已淪為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進程的犧牲品。

  全球一體化與后殖民批判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QUES

  全球一體化和后殖民批判中的依賴理論抓住了非歐洲領土從屬的一些關鍵特征,指出前殖民地強加或自愿采用的發展主義和現代化計劃導致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那么,依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呢?世界體系理論旨在表明,自16世紀以來,一個單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直處在形成過程中。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單一世界的論點,大量研究表明,資本主義下的全球一體化在當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跨國公司已然非常強大。全球化、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為資本的擴散開辟了新領域。資本和移民的大規模流動已經把一些地區變成了「新興市場」,而讓另一些地區一貧如洗。靈活的采購和市場結構打亂了舊有的部門,在洛杉磯和紐約制造了「第三世界」飛地,在東亞創造了「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奇跡」。

  隨著蘇聯解體后資本的國際化,一種新的、后國有化的階級結構組織隨之產生,并推進了廢除大資本/大勞動力/大政府的福特主義組合以支持靈活積累的過程。然而,應當仔細研究資本國際化方面的空前進展,以了解政治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已經習慣了世界末日的預言吧。

  批評人士經常宣稱,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階段」已經到來,這是資本主義最后的「普遍危機」,并蔓延至全球各個角落。這并不是要對全球一體化這一前所未有的命題提出質疑,而是要對它所引發的終極情景提出警告。

  懷疑論尤為重要,因為全球資本主義最終同質化,要么化解了批評,要么將其推遲到未來災難發生的時候。然而,資本的普遍化被認為是這樣一個已經完成的事實:除了勞資沖突以外的任何事情都變成了一種轉移——資本主義本身的一種附屬物。因此,后殖民主義的批評被尖銳地指責為拒絕將勞資沖突作為其基本原則。

  但如此明顯地擺出批判知識分子的姿態,忽視了資本混雜的生活。混雜在這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抵抗,也不是抵抗資本同質化,而是資本與異質結構的融合。這種融合既具有調節作用,又具有不穩定性。

  也許有必要記住,馬克思自己也曾說過,資本的普遍性需要甄別,它只能通過重組他者來傳播。資本通過種族奴役、殖民剝削、農民生產、族裔和性別勞工動員來擴張。這一歷史提醒我們,資本的普遍化意味著它被異化到其他結構中,即資本通過外在結構運作而獲得統治地位。

  這意味著,即使資本占用了其他結構,這種占用也表現為這些外來形式的轉變和運作。承認混雜并不意味著對資本擴張的抵制,而是構成資本擴張的矛盾和不確定模式,即承認全球化是一種差異化的結構。

  它的運作是不平衡的。它通過馴化差異來進行。三個世界崩潰成一個世界,這個過程并不意味著對差異的侵蝕,而是對差異的重新配置。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它以不斷變化的形式表現自己。在非資本主義形式中生存、馴化和從屬,在非歐洲領土上表演「資本主義奇跡」,并將其歸因于「不同」的文化價值。

  當然,這些價值觀——秩序、紀律和節儉——看起來很像現代西方的價值觀。但這種歪曲事實的行為表明了差異在推動資本主義價值觀方面的關鍵作用。顯然,資本的國際化是通過這些分化的例子來進行的,并產生了新的全球性不平衡、不平等、差異和歧視。

  然而,同樣的過程也使資本主義向次等人的壓力開放,向其附屬形式和力量施加壓力。因此,即使我們認識到三個世界已經崩潰成一個單一的差異化結構,對內在批評的需求仍然是相關的。因為在歷史的皺褶中,在它分離的時刻和被取代的地點中,內在的批判功能正在重塑它。

  薩義德認識到東方主義的權威是全球性的,它在「東方」中使用了強大的機構來行使權力。薩義德將自己與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劃清界限,同時將自己的批評置于另一方的有利地位。

  誠然,他將自由人文主義知識分子認定為東方知識的批評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批評范圍。但毫無疑問,他的書對邊界的持續侵犯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這里沒有必要對被歸為后殖民主義標簽的作品進行審視。用斯皮瓦克的話來說:「棲居在他們批判的結構中。」

  這本身并不奇怪。正如我所指出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計劃也在自由主義話語的皺褶中形成,因為它被迫疏遠了自己。盡管先前的努力在構建一種激進的對立性過程中肯定了二元主義的存在,但后殖民批評仍以一種不圍繞熟悉和穩定分界線的方式來定位對立一方。

  僅僅從后結構主義的影響來看,我們太容易理解社會認同的分裂來源和混雜之處,即把它理解為對反本質認識論的闡釋學承諾,把它理解為后現代主義的退步和模仿。

  然而,歷史的發展深深地損害了一些古老的真理,或使它們變得無關緊要。我們目睹了既定形式的政治和知識的權威的深刻。這反映在尋找更「有根據」的政治形式的渴望中。

  身份政治的出現,以及民族國家和公民身份的努力所引發的沖突和危機的爆發,都是尋求政治來源的表現形式。政治干預包括恢復勞動力/資本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對立的呼吁。但是,當民族國家和第三世界等范疇幾乎已被榨干了它們解放的潛力,那么對知識和權力的普遍格局作出戰略反應的沖動,要求我們沿著差異化的路線思考。

  相反,呼吁按照勞資沖突的批評,未能解決一種情況的戰略必要性,即資本主義職能的疏遠和自由主義話語產生了新的次等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進地取代了先前的對立。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復興第三世界的概念上,即把「生活和工作」在宗主國之外的知識分子定位為當代權力的批評家。因為,在賴特的革命沖動被徹底侵蝕和妥協的時候,這些思想喚起了他的意識,可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本土主義回應。他們代表著國家權力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脅。

  因此,后殖民批評的「后」不是「擁有」的問題,不是認識論與反本質主義的關系的結果,而是對當代全球化和分化的戰略形勢的回應。

  顯然,它與當代的知識主義思潮和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有關,它不能被簡化。正如斯皮瓦克所言,它象征著一種重新思考、轉變、重新定位或重新改造的嘗試:「這種概念隱喻在歷史上可能沒有足夠的參照。」

  基于這樣的信念,我們沒有選擇對歷史的決定性條件說不。資本主義現代性、自由、公民身份、個人權利——試圖在這些話語被取代的歷史功能中找出其他表述的基礎。指向的帝國和民族歷史產生了不確定性、資本和種族、全球化和差異,指導那些遷移的主導話語,來自四面八方,而不是第三世界的空間。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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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頑石:盛世不需要雜文
  3. 郭松民 | 不能讓新老騙子褻瀆我們的抗戰歷史!
  4. 雙石:樊舵爺,你真的是我大成都歷史文化的保護神么?
  5. 崔永元何以成為勇士?
  6. 合法與變法:大宋朝的開國與悲歌—第七課月會討論匯總
  7. 沙特記者人間蒸發,人權燈塔卻關燈了
  8. 新華網:關于朝鮮戰爭,美國副總統要補補歷史課
  9. 安生:如何看委內瑞拉年度通貨膨脹率上漲近5k倍
  10. 錢昌明:怎樣應對美國的兩面政策? ——評蓬佩奧的“三不”政策
  1. 不要毛澤東,決不是共產黨的做派
  2. 終于,房子開始吃人了
  3. 上海警方對崔永元舉報展開調查
  4. 忽然發現,被丑化最多的名人居然是他,沒有之一!
  5. 范冰冰道歉后,崔永元首發長文:不能退
  6. 崔永元,你真的很孤獨!
  7. 夏朝之音 | 范冰冰、張小平、吳曉波及其它
  8. 郭松民 | “此路走不通”——1947年逾400國軍高級將領中山陵哭陵事件
  9. 范案之特色:稅務部門定罪,司法部門看戲!
  10. 傅瑩在紐約的演講暴露出中國精英的通病:愛美國也愛中國!
  1. 張志坤:美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已名存實亡
  2. 有人編造謠言抹黑毛主席 張玉鳳發表最新聲明
  3. 頑石:央視主持人有必要這么肉麻嗎?
  4. 郭松民 | 推崇冒牌抗戰英雄,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5. 警惕:極不尋常的“政治正確”
  6. 突發!臺當局今天對二水基地斷水斷電,逮捕魏明仁,需要10萬元方可保釋,26日拆毀二水基地
  7. 不要毛澤東,決不是共產黨的做派
  8. 外國總.統到主.席紀.念堂獻花,中國媒體表現令人無語
  9. 終于,房子開始吃人了
  10. 雨夾雪:一個關于毛主席的謠言是怎樣煉成的?
  1. 篝火:毛澤東時代精神風貌的四大象征
  2. 終于,房子開始吃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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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改革開放之始,陳云就十分重視改革的方向問題
  5. 他們覺得總有一天會回到老家,但這5000多萬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嗎?
  6. 兩會代表年年抵制轉基因,為什么最終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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