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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創立、發展及其重要意義

蕭紹良 · 2018-10-17 · 來源:北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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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有資格作為一種珍貴的‘中國經驗’,在學理的內在邏輯上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理論系統之中找到位置,進而隱喻地體現出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義。”正確認識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及其貢獻,認真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有助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點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有利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建設以及國際共產

  2013年12月26日,中G中Y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Z書記、國家Z席、中央軍委主席習Z發表重要講話,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準確概括了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懷、卓越膽識和革命風格;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活的靈魂,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習Z還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意義。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培養了大批的革命領導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新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繼續前進。

  能否正確認識、科學對待自己的歷史、領袖及其學說,歷來是關系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也是嚴格區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試金石。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執政黨之所以喪失執政地位,甚至導致國家解體和社會主義事業失敗,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的歷史、領袖及其學說,赤裸裸變成修正主義的惡果。這個教訓我們應當永遠記取。我國在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進程中,由于經濟學界較少參與,而黨史工作者又非所長,以致對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為薄弱環節,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往開來的理論需要。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黨中央主席,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不僅創造了中國政治經濟建設的奇跡,更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及其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輝煌。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是深諳中國傳統古典經濟學及其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從中國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不斷探索研究而獲得的科學理論,并被實踐一再證明了的正確理論原則和成功經驗的總結,是毛澤東一系列經濟智慧的光輝結晶。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具有獨特的理論結構,主要包括正確認識和利用資本主義的理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理論等幾大部分,而且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和體系,既體現中國國民經濟的內在結構與發展關系,又反映黨和人民艱苦奮斗的戰略目標和政治經濟任務,更反映黨和國家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和重大舉措,是以中國傳統古典經濟學為深厚基礎,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政治經濟領域里實際化的光輝典范,具有十分鮮明的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特征。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就是承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大愛無疆的人文經濟學,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就是時刻為人民服務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謀略經濟學,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是實事求是高效率自強自立的奮進經濟學……

  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體系的迅速建立和發展壯大,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輝煌成就,國防力量的日益強大,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改革開放以來,繼續不斷發展,到如今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屹立世界強國之林。沒有卓越的經濟理論及以此為指導的正確財經決策,要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艱難發展過程中,始終高度重視財政經濟問題研究,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也擁有如同在政治軍事方面一樣高超非凡的理論與戰略戰術措施,并且政治為經濟服務,經濟在政治保障中發展,取得了空前輝煌而偉大的成就,給黨和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不斷勝利、為全國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經濟保障和永續發展動力。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宣傳和普及,更是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大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被列寧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政治經濟學,自然也受到高度重視。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反復通讀深諳中國史書典籍、中國古典哲學和傳統經濟學的理論,而且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強調:“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在當時所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他都認真加以閱讀,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資本論》和《反杜林論》等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所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他都研讀了許多遍。他親自調查研究,組織收集和整理財政經濟方面的資料,研究撰寫了《關于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新民主主義論》、《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等重要著作和報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是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指南,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過,總的來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根本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讀書和研究的重點在哲學、黨組織、人民軍隊和紅色政權建設以及政治斗爭、軍事斗爭等諸方面,對政治經濟學的關注和研究相對來說少一些。這種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就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中國成立后,收拾半殖民地半封建留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恢復國民經濟,經濟建設工作成為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政治經濟學理論也隨之成為毛澤東讀書和調查研究的重點。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從帝國主義封鎖的狀況與“一窮二白”的國情出發,正確認識和論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創造性地提出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與和平贖買政策改造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用逐步過渡的辦法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來,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后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艱難任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以中華文明為基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努力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迅速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同時積累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寶貴經驗,并且在此發展過程中,先后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許多重要理論,如: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統籌兼顧、綜合平衡、適當安排,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實行中央與地方并舉的方針,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促進共同協調發展﹔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總結實行《鞍鋼憲法》,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有了管理大法;建設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并致力于經濟、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注意研究外國政治經濟方面的挫折和教訓,清醒認識,引以為戒,等等。這一系列政治經濟學理論,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同時也結合中國傳統古典經濟學理論和國民經濟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創新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面前,經濟決策和實踐迫切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但是,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是由斯大林同志撰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他主持和指導、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既有正確的理論,又有錯誤的見解。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的薄弱和不足,自然會在經濟實踐中反映出來。這必然引起毛澤東深深的憂慮。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為此,他研究寫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而斗爭》、《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由之路》、《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國營企業工作條例》、《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主持起草的一系列指示文件,以及《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等具有重大理論創新和指導意義的光輝文獻。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以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為綱,即政治經濟學“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平衡與不平衡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且以生產關系為主要對象,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中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毛澤東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武器,從分析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矛盾,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始終影響和規定著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始終影響和促進著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發展。所以,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以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為對象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的。由此決定了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務實性,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具有中國特點的政治經濟學。

  毛澤東深諳中國古典哲學樸素的唯物的、辯證的思維方法,特別是堅持和運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資本主義社會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現象是商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從此出發,分析出商品的兩重性,由此揭露出在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就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銳利武器。”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極大關注和重視,親自進行了專門的、系統的和綜合的研究。他強調指出:“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地學”。于是,毛澤東在1958年11月9日給全黨各級領導干部發出《關于讀書的建議》,要求先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后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自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不僅在延安時期認真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寫下大量的研讀筆記,而且在1958~1960年期間帶頭讀書,認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問題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見解。這許多科學見解凝聚在他1958年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和談話,以及1959~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的批注和談話之中。這諸多批注和談話,既系統又綜合而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內容,給我們留下了十分豐富而又非常珍貴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遺產。特別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是一部極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論著,不僅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成果和歷史邏輯,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很強的歷史價值以及深遠的實踐指導意義,而且既肯定了蘇聯教科書的正確理論,同時也指出了斯大林著作和這本教科書的不足,“有嚴重缺點”,“有原則錯誤”,“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家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不敢像我們這樣大講階級斗爭,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經濟實際,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包括:社會主義經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經濟﹔社會主義必須重視社會集體福利事業﹔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國防工業的發展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波浪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經過不發達和發達兩個階段﹔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在我國,還存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計劃規律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社會主義建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要保障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要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等等。這些理論見解,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積極揚棄斯大林經濟理論而具有中國特點的政治經濟學論著。盡管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有許多不足和缺點,盡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嚴重的原則錯誤,但畢竟是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畢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揭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仍然是商品生產;價值規律仍然在一定范圍內起著調節作用等,經濟理論成就是主要的,有一定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成熟而更好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也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結合本國的經濟實踐加以創新和豐富,使之成為全面系統而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就是說,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是進行了一系列創新和發展,具有中華文明、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點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從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為人民謀利益、追求共同富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先世界政治經濟學(包括西方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的前沿性特征中體現出來:

  第一、戰略全局性。一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中,思考、認識、謀劃和部署經濟發展問題;二是在全國一盤棋、世界一盤棋中,思考、認識、謀劃和部署政治經濟問題;三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和人的辯證關系中,思考、認識、謀劃和部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問題;四是在世界經濟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的范圍里,思考、認識、謀劃和部署經濟建設問題,絕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經濟不見政治、勞動者和階級關系,只見經濟利益,不管是官僚特權階層的、資本家階級極少數人的私人利益,還是廣大工農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二、策略大運作。一是注重國家資本主義到國家社會主義的大資本到大資金運作;二是重工業與輕工業并舉、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并舉的大工業運作;三是引導農民走合作化到集體化道路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農業運作;四是集中全國之力,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搞科學技術革命和技術創新的大科技運作。

  第三、握緊大抓手。那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創新創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始終錘煉中華民族自強自立、自信自律、自我創新、自我發展的實在而強大的政治經濟能力。

  第四、堅持大思路。這就是高瞻遠矚,腳踏實地,趕超西方先進,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盡可能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營造新起點、大躍進、跨越式發展,決不思想僵化地跟在別人后邊亦步亦趨地爬行。

  第五、開拓大基礎。繼承并發展了中國傳統古典經濟學的原則,即自然原則、均衡原則、儲備原則、計劃原則、社保原則、損補原則和發展原則,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經濟理論,發展國民經濟從基礎建設抓起。一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合作化,建立公有制,迅速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二是遵循自然規律,夯實農業基礎。根據農民的生產經驗,總結出農業“八字憲法”,并提出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促進農村經濟協調發展;三是堅持計劃經濟,搞好綜合平衡,全面提高經濟效益,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均衡、協調、穩定、健康地發展;四是重視市場經濟,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講求經濟效益,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五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六是注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進行文化革命,改革不合理的上層建筑,以適應公有制經濟基礎,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七是注重意識形態對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影響,重視與私有制觀念的決裂、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革命、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思想斗爭,高度警惕和堅決防止新中國走回頭路,復辟資本主義。

  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在建立新中國后的前二十幾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探索與奮斗,不僅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點社會主義的創新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也為實現中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物質基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探索,對于我們繼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向實現共產主義持續邁進,乃至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指導和啟迪意義,僅舉幾個重要實例就足以證明:

  第一、關于科學技術的大躍進和技術革命。當今世界正日益強烈地感受到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的涌動和沖擊,例如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又發起了現代新科學技術革命,進入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生物技術等一系列高新技術迅猛發展,進入高科技時代,體現了當代人類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最新智慧和成就,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開拓造就了新的市場,使人類的生產生活又上一個新臺階。從九十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為先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又興起了一場當代新技術革命,促進了激光技術、量子技術、超算技術、納米技術、網絡技術、基因圖譜技術和克隆技術等的發展,使世界似乎成為人類任意設計和塑造活動的材料。新科學技術革命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必將把人類的文明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貫重視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以他戰略家和革命家的高瞻遠矚、遠見卓識,不僅提出了我國科學技術大躍進和技術革命的重要理論和戰略決策,而且還親自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十二年規劃,對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并把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早地提出了跨越式發展和自主創新的理論主張,很堅定明確地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大躍進”何其正確,何其成功,建國后二十多年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建立了獨立而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國民經濟體系,科學技術和國防建設突飛猛進,其偉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也是歷史上空前的。

  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利益關系。物質利益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新社會就是“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物質利益理論,而且他還指出:“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就是說,為廣大勞動人民謀求目前和長遠的利益,不僅是凝聚和團結億萬人民把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的重要保證和強大動力,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的根本體現。正是由此出發,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都十分重視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問題。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不是唯一的原則。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各方面的利益都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力爭均衡而持久地發展。

  第三、關于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毛澤東認為:對領導人員來說,“絕不能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勞動,“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管理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區別,體現非常重要的改革。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馬賓同志主持起草的《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驗教訓為鑒戒,對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學的總結和改革,強調勞動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和監督權,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

  第四、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性質和作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經濟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自從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上出現以后,各國共產黨人都在探討這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不僅關系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而且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以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理論的探索和研究,得出明確結論:“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針對社會上那種將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并混淆是非的錯誤觀點,他明確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發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經濟作用。社會主義社會既要利用和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又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第五、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中心問題是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平均地權,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制,進而合作化實現集體所有制,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民生,增加物質財富和財政收入。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步驟和目的,是毛澤東以一貫之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早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指出:“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個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戰爭時期,在經濟封鎖和異常困難的情況下,邊區政府、八路軍和新四軍也興辦了大量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既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又解決了黨政軍的給養和財政問題。全國臨近解放之時,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問題,在全黨面前突出起來,毛澤東又及時地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地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的生產。“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關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以國營工業為主導,以個體農業為基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實現農業合作化、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相結合的基礎上,毛澤東進而提出“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成效卓著,影響深遠。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不僅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藝術和軍事學等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而且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里更加如此。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要包括正確認識和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理論等,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探索和杰出貢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并發展了的極其寶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內容、新境界、新高度、新發展水平。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具有中華文明、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點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著作,已引起全世界包括西方的廣泛關注、學習和研究。人類的歷史是人民創造人民寫的。人民永遠牢記著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正如中國學者秋石客在《毛主席是世界最前衛的經濟學家》中寫道:“講演完了,回答了一個學生提問,他說有人說中國一流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你怎么看?我說,按我的標準一個也沒有,因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是馬克思的弟子,就是斯密、凱恩斯、哈耶克等的二流學生,談何一流?中國超一流的倒是有一位,那就是毛澤東。”又如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研究提出的事關開創世界重要理論和偉大實踐的領袖人物關系的等式:毛澤東=秦始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這一簡明等式也說明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不僅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明的古典經濟理論,而且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是中國傳統古典文明理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總結、繼承、創新和發展,毛澤東是世界超級政治經濟學大師。又如美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莫里斯·邁斯納就對毛澤東領導的經濟建設成就有過一番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驚人的成就。”中國學者蕭延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一文中明確指出:西方“幾位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術領袖,分別試圖在自己的學說體系內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解讀。換言之,他們都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有資格作為一種珍貴的‘中國經驗’,在學理的內在邏輯上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理論系統之中找到位置,進而隱喻地體現出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義。”正確認識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及其貢獻,認真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有助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點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有利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建設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結合本國實際進行學習、借鑒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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